作者：文/会员上传 来源：网络收集 时间：2024-07-14 16:19:12 阅读：359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史记寒假读后感500字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
《孔子世家》是司马迁留给我们最早的，也是最权威的孔子资料，我们所能了解的孔子，当然只能相信所谓的《史记》了。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
而《史记》的编撰者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离世于公元前90年，公元前91年，55岁的司马迁就完成了《史记》。这就是说，司马迁生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那么，关于孔子的事迹自然要符合汉武帝的要求，符合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了。可据说西汉初年，虽说“焚书坑儒”的时代结束了，但汉高祖并不喜儒学，使得儒生的学术源流几乎断绝，可正是汉武帝，才令孔子及其主张起死回生，并逐步迈向至高无上的圣人地位。
不过有一点应该清楚，孔子去世于公元前479年，到了公元前91年《史记》成稿，已相距388年啦!如果以现在作比较，就相当于今人搬出公元1624年的人物，即明朝天启四年的事情。要知道，孔子时代那可是中华文明史中相对比较愚昧落后的阶段，那么，就孔子的事迹的真伪也就难免令人起疑喽。试想，就连相对文明程度较高且为历史记载主角的明朝皇帝，其事迹都疑点重重，孔子?贵族都没混上，又怎么可能存有真实的历史，还流传了近400年呢?那可是战乱不断的400年哪!
关于《孔子世家》的记载，这里不便列出，仅将于此相关的质疑和初步看法暂列如下，以求进一步明辨是非。
一、关于孔子的出身。孔子一直不知其父葬处，“丘生而叔梁纥死”嘛，并没有说明其父的享年，却明确记载着“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可孔子的祖先却清清楚楚，以下便是后人列出的孔子祖上名单：宋湣公→弗父何→宋父周→世子胜→正考父→孔父嘉→木金父→祈父→孔防叔→伯夏→叔梁纥→孔丘。太不可思议了，当时的孔子家族究竟何德何能，竟能保存并延续如此详细的祖谱?
后来还有人考证出，孔子乃商朝的宗室，到周朝时被封于宋国，如果孔子明知自己是宋湣公的后代，就凭孔子终生渴望“克己复礼”的品行，他会情愿以孔为姓吗?
再看看孔子所谓祖先的名字，大部分都有个“父”字，没有“父”字的也有伯和叔两个与父称兄道弟的称呼，这也能叫人名?还有世子胜又是怎么回事?称呼与姓名是一回事吗?尤其是那个“正考父”，“考”原指的就是父亲，后多指已死的父亲，生为父，死为考嘛!
更不可思议的是，当孔子十七岁时，就被一位即将离开人世的士大夫认准了，他深知孔子祖先，就因为孔子“年少好礼”，即断定孔子将来一定是位才德显达之人。这也太有先见之明了，居然后知数百载，乃至数千载。
《孔子家语》可信吗?此书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东汉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所撰，比《史记》晚了180多年。不过，有一点不可不服，凡能修史者，都必须属于儒家，而且一定是大儒!
二、为何要提“野合”呢?为何要探寻贵族祖先呢?为什么孔子得到老子教诲之后，才“弟子稍益进焉”呢?其实，记述一位颇具影响的历史人物，往往应该取长补短、歌功颂德，根本没必要提及“野合”二字，很显然，这两个字的使用是必须的，是有其深意的。
同时，在孔子的出身中还要极力标榜为周室宗亲，这不能不让人立刻想到汉武帝的出身，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帝王或圣人都是可以“野合”的，而且正因如此才不同凡响呢。至于别人，尤其是老百姓嘛，那就妇孺皆知喽!正应了那句话叫，“英雄不问出处”，还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恶霸逻辑。
至于老子的地位在汉武帝那儿是绝对不可撼动的，因为他的列祖列宗大多是信奉老子的，即使要树立孔子，也只能屈居第二了，而且还要教导孔子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就又产生了一个疑问，在很多历史伟人中，也包括孔子，他们的很多话语都是如何得来的，真不知道，这些珍贵的语言究竟是怎么流传下去的，难道孔子拜见什么人，身边总有自己的弟子吗?
三、孔子与晏子的关系如何?据记载，晏子生于公元前578年，逝世于公元前500年，这就是说，晏子比孔子年长27岁。那么，齐景公问政孔子时，晏婴大概已经62岁了。请看看晏婴给齐景公的进言：“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这段经典论断不可不为切中要害、一针见血!这至少说明，孔子与晏子并没有共同的政治主张，可后世儒生们硬说晏子也是儒家!厚颜无耻，无以复加。
可历史毕竟不可假设，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不还是按照晏子所指出的那样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的吗?不幸的是，晏子所担心的庸俗竟然成了中华历史发展的主流趋势。据说后世不少大儒对他们的老祖师爷在世时的“丧家之犬”之遭遇愤愤不平，尤其是晏子，竟断言孔子在齐的不得其志，一定是晏子对孔子才华的嫉恨。真是有趣，一位威震华夏的60多岁的老齐相，会嫉恨四处求官的年轻人?另外，晏子真的很还小嘛?孔子都快两米啦!
四、子不语怪力乱神吗?那么，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是怎么回事?还有仲尼曰：“禹致群神於会稽山，防风氏後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僬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这些都是说什么呢?如今看来，无异于信口齿黄!此外，整个《孔子世家》通篇内容，原本就不缺少怪力乱神，一位精通丧葬礼仪的专家，离开了那四个字，还拿什么来征服别人?
也不知从何时开始就有专家解释说，“不语”指的是不议论，“不争论”。的确，本来就子虚乌有，或者唯恐躲之不及，谁还有资格议论那些闻所未闻的奇事?难怪有人盛赞孔子“真乃圣人也”，无所不知，无所不懂，当然除了那些下贱的常识之外。这样一位语不惊人誓不休者，也不可能是凡人了。但是!这与招摇撞骗、故弄玄虚、蛊惑人心那可是两码事儿。
五、孔子的教育事业成就究竟如何?在《孔子世家》中，孔子一生追求仕途的脉络清晰可见，期间也断断续续做了几年弱小诸侯国的小官，也是处处碰壁，尽管终生不得其宏大之志，仍四处奔走呼号，仅所谓的“周游列国”就耗费了十四年时光，即使相信孔子27岁开始兴办教育，到孔子去世也不过46年，那么，孔子从政及远离本国的时间就理当不再办学之列吧，说孔子一生从事教育显然夸大其词。这样看来，不足30年的办学经历就已经很了不起啦，其弟子竟达3000余人，每年平均新增学生100余人，“有教无类”好像还可以，那又如何“因材施教”?难怪说孔子为圣人，的确不是常人哪!
还有所谓的七十二位贤人，据说至今都没能弄清这些优秀学子的基本情况，如此令人“高山仰止”的大教育家，优秀率才2。4%?更何况，也没几位真正曾为某小诸侯国的栋梁之才的。仅就最贤的颜回来说吧，终生不离孔子左右，在孔子哪儿的确很贤，可为社会又做了些什么呢?说穿了，大凡孔子的得意门生，最擅长的就是攀附权贵、巧舌如簧、欺世盗名，最擅长的就是为自己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独尊”之前的遭遇正因如此，“独尊”之后的待遇更是如此!
总之，如果我们探究《孔子世家》出品的时代背景，明确出品人的政治立场，那也就不难理解孔子的伟大了，也正因为孔子的“仁义道德”，才造就了“男盗女娼”猖獗，才造就了层出不穷的霸气与奴性完美结合的芸芸众生。也不知从何时开始，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居然夹杂着一个威力无比的暗示，祭拜孔子，似乎可以升官，祭拜关羽似乎可以发财，而升官发财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人生最大追求了，也许正因于此，文圣与武圣才香火最旺，才经久不衰!
孔子说：“仁者爱山，智者乐水。”仁者何以乐山，智者何以乐水?山水是天地自然的象征，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和万物栖息之所;是仁者对生命的寄托，是智者对自然的依恋。这是孔子对天人相结合境界的最高体验。孔子的一生追求仁，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仁者，但是他更是智者。因为他更钟情于水。
孔子观赏东流的水，子贡问道：“君子只要看见大水都要观赏，原因是什么?”孔子答道：“因为大水流动永不停息，而且滋润世间万物却不自认为有功，就像人的德行一样。水有时在低处流动，有时在高处流动，这都有其遵循的规律，就像人的仁义一样。大水浩浩荡荡，永不枯竭，这就像人的道德一样。
水流向百仞高的大山中而不惧怕，这就像人的勇敢一样。装满了却用不着用盖子削平，这就像人的正直一样。水的柔弱无所不至，就像人的明察一样。水从源头必定流向东方，就像人的志向一样，所以君子看见了必定要观赏它。”孔子用滔滔江水比做人的德行，勉励我们进德修业应像奔流不止的河水昼夜不舍，永不停息。这不仅体现孔子的智慧，而且不也暗示了孔子的一生如流水一般吗?
孔子一生仕途不顺畅，如流水般曲曲折折。孔子35岁去齐国，见到齐景公。由于受大臣晏婴的阻止，没有得到齐景公的重用，37岁返鲁。孔子从51岁起，先是做了鲁国得县官，后来官至鲁国的最高法官，并代理丞相。可是只有三个月的功夫，由于鲁王不听他的意见，孔子只好辞职，离开鲁国。在55岁到68岁这14年间，奔走列国：在齐国受到排斥，在宋国、卫国遭到驱逐，在陈国、蔡国之间遭受厄困。于是又返回鲁国。
社会现实却是让人痛心。周王室统治微弱，“礼崩乐坏”，诸侯纷纷崛起，伦理秩序失控，社会纲常紊乱。孔子想到自己的先祖弗父何禅让君位，正考父曾接连辅佐宋国三公，父亲叔梁纥勇猛震三鲁，母亲颜徵含辛茹苦地教育培养自己。孔子叩心自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像传说中的盘古一斧劈开混沌的世界，令天地分开、泾渭分流?为什不能像文武周公那样文治武功，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太太平平?
自己虽没有君王之位来施展政治抱负，也没有威武之师可以征伐世上邪恶，但是自己有知识、有智慧，可以用教育开启人的心智，用“六艺”来培养“上事君以忠，下使民以惠”的贤臣，改造这种“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实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太平盛世。于是孔子不怕困难，如流水般，坚持自己的信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他下定决心，走上杏坛，传先王之道、授六艺之技、育天下之才。
哀公三年，孔子当时60岁。孔子周游列国到宋，和弟子们在大树下“习礼”。桓魋扬言要杀孔子时，砍倒大树。弟子们让孔子快跑。孔子却安慰弟子们，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之后，孔子以及他的弟子们秘密地离开宋国。等到桓魋得知孔子师徒出行的消息，派兵追赶时，孔子一行早已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中。孔子师徒先后来到新郑。当时孔子风尘仆仆、疲惫不堪，非常狼狈。子贡等人四处寻找孔子。
有一位老人对子贡说：“东门有个老头，长相不凡。脑门子像尧帝，脖颈似尧时的名法官皋陶，双肩类似郑国大夫子产，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脊背微曲，又瘦又乏，累若丧家之犬。”子贡见到孔子后，便把老人的话学给孔子听。孔子听后，见大家失魂落魄的模样，不禁大笑，说：“说我形状像贤相，那可不敢当。说我像一只丧家之犬，倒是很像，很像!”像这种坦坦荡荡、从容不迫地对待挫折、坚持自己的信仰，孔子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最后，假如将孔子和庄子相互比较的话，在主观上，我更向往庄子那样逍遥自在的精神境界;但是在客观上，我更提倡孔子的处世智慧。尽管孔子曾提出“刑不上大夫”这一不平等的法律。但人生孰能无过?孔子还是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孔子的思想包含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为人处世的智慧，给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如流水不绝，激励着万代子孙。
太史公以诗赞孔子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太史公曰：“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至于后世，更有所谓“大诚至圣先师”之号。孔氏之学，渐乎后世，不可谓不深远矣。
然则孔子之不用于当时，何也?
有论者以为其生不逢时，故有不遇。果哉?子贡曰：“夫子盖少贬焉?”子曰：“而志不远矣!”以此知孔氏一学者也。学者之为，道也。不容于世，亦宜矣。孔子亦自知也，故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之语。孔子不悦桀溺，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以此知子之执也。孔子自云：“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诚然一学者之象也。
孔子之学博。楚令尹子西曰：“诸侯之使，无如子贡者，诸侯之辅相者无如颜回者，诸侯之官尹无如宰予者。”然圣者不霸，霸者不圣。所谓“王者”之说，亦宜付诸东流。孔子既以修道不倦而圣，又不降志以求，其不容于世不亦宜哉?世之所求，无非霸也。
春秋之时，诸子纷争，各以说逞，皆以己学为正道。所言不一，所执亦异。然大道渺茫，实难求索。道有大小之分，有“霸”，“王”之别，有学用之类，以此道论比彼道，不亦怠哉?王霸有道，为政有道，书画有道，庄子曰：“矢溺亦有道。”
与孔子同时之诸子，名、法、墨、阴阳亦传诸后世而不绝，唯儒高出诸子而独尊，何也?无他，时也。
昔孔子生之不遇，后，身既没而名显，皆因时也。春秋之时，大礼已坏，而孔子教人以忠恕，克己复礼，期诸侯俱以王室为。秦遵法术而亡，汉鉴前辙而杂儒法，孔学终以“君臣父子”而得显，岂非无因乎?
历史是一座巨大的宝藏，智慧之人善于从中挖掘经验和长处，以便借鉴和学习。历史是一为和爱又不是为威严的老人，他的口袋里装着无数无价的珍宝，那是智慧和思想的产物，了得到这些珍宝就必须翻开历史的长卷孜孜不倦的学习学习。
最近这段时间，我在图书馆借了一本《白话史记读本》，读了之后十分感叹司马迁的文学功底和该书的史学价值，在读的过程中，我不仅了解到了很多以前没有留意过的历史，还扩充了我对历史的知识面。很多人只知《史记》是一部记载历史的书籍，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书的名称由来。《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
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此前“史记”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史记》的作者为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也善于用人物各自的行动显示其性格的特征。如写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
通过这一小事，石庆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跃然纸上。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
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
司马迁在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中也成功地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如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出行，项羽在观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显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邦在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场面时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人物描述的艺术手法用得多么巧妙啊!
在中国这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泱泱文明古国里，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先贤们留给我们浩如烟海的精神财富——古文典籍。满天星辰中，《史记》是最为璀璨，最熠熠生辉的一颗。细细品读完《史记》，可以使人感受到3000年前，群雄蜂起，英雄拼搏，帝王称霸的峥嵘岁月。
培根道：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那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看《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读者，其用心专也，韵者，其美极而触魂也!——题记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翻阅沉甸甸的历史，蓦然看见，那一抹鲜艳，带着成熟稳重，披荆斩棘，正向我走来。
那是历经磨难才重生的凤凰;那是千锤百炼的坚强;那是灵魂冲击才有的不朽篇章;那是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的史书，一部永垂不朽的史记。
初读《史记》，读出一个顶天立地坚强的男子汉，或许一开始他就不该站出来，顶撞君王，是大罪。他是被深深地激怒了，但他没有停止在愤怒上，而是还在此基础上对他所要加以叙述和研究的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为止的一部中国通史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思考，并得出了自己的一些结论，这是司马迁之所以不仅成功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成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家的原因所在。
鲁迅有一句名言：“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司马迁不正是在“痛定之后”，以史记这部大作长歌当哭吗?很难想像，如果司马迁在巨大的悲痛之后不继之以理智的思考，而会成文学家兼历史家。晚清的刘鄂在《老残游记.自叙》中指出：“《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史公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泣，八大山人以画哭泣，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于是，在报任安书中，我看到一个无奈而又理智的司马迁，一个身心俱残而又顶天立地的司马迁。司马迁一腔抑郁，发之《史记》，将悲痛而屈辱的灵魂投入到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于是，绝代文章横空而出。我似乎看到了太史令坚强的身躯，化作天边耀眼的彩虹，霎得，红遍了整个天空。
再次捧起那泛黄的《史记》，读出一个报国无门贤能者的忧伤。司马迁是忧伤的，他的心痛汉武帝不听谏的小肚鸡肠，所以，他是懂得屈原的，要不然，他不会将屈子愁闷的心情写得如此淋漓尽致，他又怎么会有抒一肚子的愤懑牢骚之气，满纸俱是怨辞。当屈原“举世浑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一个忧伤的灵魂与另一个无助的灵魂悄无声息的碰撞，不禁发问，那仅仅是一部述史的史书吗?
无法控制不安的思绪，带着灵魂的触动与颤抖，再次品味他的《史记》，这一次，我读出了一个中华民族的魂魄，千百年来不变的精神。无论是太史令，还是屈平，还是项王与信陵，我都看到他们人性的善良，一诺千金的男儿形象。是司马迁完美的追求，还是他本来已经完美的文字，千年的民族之魂，在他笔下，闪闪发亮，是《史记》，让我看到一种人性的韵味，人性的光辉，那么美好，那么灿烂!我不禁怦然震动
《史记》之韵味，非桂花树凋零的悲哀，也非纳兰性词的凄凉，它的韵味，是甜香赛芝兰之悠长，踏雪寻梅的不变的情怀。
读《史记》之韵，读出司马迁的韵味，那是任何一个时代都光芒绽放的灵魂，带着一丝不羁，带着万般男儿忍辱负重的尊严，书写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春秋，反复咀嚼，齿留余香。
对《史记》的感动，不仅仅在于它灵动的文字与丰富的情节故事，更重要的是他所蕴含的人格魅力与精神的升华。正是因为这种力量对《史记》的认识，也进入了一个精神的境界。
司马迁作《史记》，是用灵魂与命运作斗争，用自己的精神作出一部千古流传的史记。
细细聆听《史记》叮咚的琴韵，内心却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感动。
许多人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人治没有法治，这种看法过于绝对了。至少从《史记》里看，那时处臵刑犯并无太大的随意性，还是有规律可循的，秦帝国更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用法治最具有一贯性、也是最彻底的帝国。虽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实行法治最彻底的王朝却是一个短命的王朝。
现代西方法律体系最早是从古希腊的自然法开始的，权威来自上帝，中国早期的法律其实与此也很类似。中国古代也有法，而且几千年一直被不断的强调，那就是“礼”法，它的权威来自上天，所不同的是，它集中反映到“天子”的身上而已。出于礼法的要求，中国帝王的很多做法不仅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上的习惯，而且也代表了法理上的要求。
例如舜的弟弟象，什么坏事做尽，舜还得给他一块封地，因为礼法要求他必须这样做，此外文、景二帝对兄弟的纵容，也被誉为是亲亲的善举，而不论这种做法是否会威胁到国家的统治。这是中国的礼法特征决定的，换句话说，这就是当时的法律，谁违背了它，也就等于违背了大众信仰，很容易陷于孤立。当然，这个“法律”在今天看来是完全不合理的，有时不违背它也确实影响到了社会公平，甚至还可能会危及到天子的统治，于是问题的核心就到了如何控制“礼”的度?笔者发现，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度是非常模糊的。
首先，天子的职责是教化万民和维护自己来自上天的权威，要做到这一点，他只有用倡导“宗教”中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自然习惯方式
来维护社会团结，于是“家国同构”就成了最好的选择。为巩固天子作为一个“国家”大家长的地位，他唯有自己先作出表率，从彰显孝悌开始做起，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前面对亲属过于纵容的局面。一纵容就必然有违法乱纪现象，小点的杀死个把老百姓还无所谓，如果影响大了，有僭越行为或是名声过于败坏，严重影响到一地的治理，那就非常麻烦。于是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之外，又多了一个“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这种模凌两可却为酷吏的灵活操作下了注脚。
一方面，他们不畏世家大族，敢于执法，这一点值得肯定;另一方面，他们行事又非得不择手段，不然就办不成，其执法的后果又使皇家丢尽了颜面，所以酷吏们很少有能得善终的。从中央的角度来看同样是一对矛盾：用他们，这些酷吏们有时的确做过头，不惜在太岁头上动土，甚至觉得牵连的人越多越好，官越大越好，对方是否犯法倒成次要的，反正没犯法也能栽赃，搞得亲属百官人心惶惶;不用他们，亲属贵族们又恃宠而骄，奢糜犯禁毫无节制，甚至结党阳奉阴违，在地方上雄霸一方，连官府都不敢治理。
于是只好用一批酷吏，等他犯了众怒再杀掉，再选新的，再杀，如此循环。这就令法律的执行呈一种不联贯的状态。天子最好的方式是，枝叶过少了浇浇水，枝叶过大了剪两刀，一切看情况而定。这个顺序还不能做反，例如秦末剪得太多，西汉末浇水过多，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其次，天子的权威代表了上天的权威，“法自上出”，天子制订的法律臣子们是不能够私下议论的，只有执行的份。这就造成了很多问题。天子从理论上说是人神合一的，但从事实看他还是个普通人，有着和平常人一样的私欲，那么他的法令到底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意恐
怕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为了维护圣旨的神圣，大家倒宁愿从公心上去考虑每一道圣旨，所谓“雷霆雨露皆是君恩”，皇帝如果大兴土木，那是为了维护国家的颜面，皇帝如果广纳嫔妃，那是是为了增广子嗣以求江山万代一统，总之私意都被说成是公心，然而问题却在于：皇帝颁布的法律错了或者不合理怎么办?结果只能是，错了也得执行，不合理当作它合理，直到皇帝醒悟过来改弦更张为止。
这即是说，即便法律有问题，大家也得按照这个有问题的法律来执行。由于在制订法律过程中多数人是缺乏发言权的，例如商鞅颁布的法律“民莫敢议令”，所以即便在执行中出了问题也是下面行政人员的责任，政府只会采取一种高压的态势来强迫执行。谁来执行呢?只有那些酷吏。这样的严格执法有时可能还非常糟糕。例如陈胜、吴广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失期，法皆斩”这一不合理的法律造成的。
所以，中国历史上其实一点也不缺法治，只是这个法治在制订和操作过程中都有问题，既缺乏一贯性，也不可能一贯的执行而已。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的法律以“礼”为中心，礼的目标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团结和稳定，而法的目标却是为了取得公平，这两个目标有时是一回事，但有更多的时候又是两回事，令法律的操作者不易抉择;另一个则是法律的制订至少在名义上均出于“天子”一人，民众既不得诽议，更不得擅自更改，即便有不妥，法律的神圣性仍不得动摇。一方面要遵守法律，另一方面法律又是领导者凭自己的理想制订的东西，多少有点脱离实际，或者说不够完善，这就令法律在执行过程中难以做到不折不扣。
由于中国文化中并无集体领导的意识，大家强调的都是“蛇无头不行”，于是法律的制订也好，执行也罢，都是一个人说了算，它很难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中国传统哲学无论是道家也好，儒家也罢，都是围绕着一个抽象的中心，用它来灵活的解决实际问题，所以程序也无法固定，这就令法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很是暧昧。执行得太松，违法乱纪的太多，执行得太紧，又被大家毁为“苛政”，于是只能一松一紧，再松，再紧，过段时间来个“严打”震慑一下，再过段时间又来个“大赦天下”松动一下——两千年历史表明：这种做法是非常行之有效的。
那么为什么程序无法固定呢?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一些人长期在地方为霸，关系盘根错节，法不能纠，为了维护稳定，只能采取强制性措施。这就象某些人你知道它无恶不作，天怒人怨，可就是抓他没有证据，而且几乎你周围所有的人都在为他说好话，你还会按照标准的法律程序来办理吗?《游侠列传》里的郭解就是一个例子：他杀人无所顾忌，为人又讲义气，视官府如虚设，在地方上比官府势力还大，俨然是一霸。
皇帝要徙豪富之家，可郭解仗义疏财，家中钱物达不到迁徙的标准，却仍在迁徙之列。卫青说郭解家贫，武帝就回答一个百姓能让大将军说情，说明他不穷。事实也是如此，因为没过多久，负责迁徙郭解的县掾就被杀，接着其父也被杀，其家人上书，“人又杀之阙下”，等到好不容易抓住了郭解，一审，要么他杀人是在大赦之前，要么就是找不到杀人的人，查无实证，官吏只好奏“无罪”，最后政府不得不给一个莫须有的罪民族杀郭解把问题解决。
那么为什么法律只有少数人来制订呢?因为多数中国老百姓只习惯于考虑眼前，不考虑长远，安于逸乐，不喜劳苦。如汉朝拓边，良家子都不愿意去，只能招募些罪犯或者极其低贱的人，久之则有“流”刑，秦朝修个长城，民间也编出了一个“孟姜女”，哭倒长城一片。只要与自己当前利益无关，没有谁会去关心，大家都喜欢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喜欢搭便车，都只安于享受。这一点西门豹看得很清楚，“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
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这与今天家长们对子女的话何其一致!故而官吏也被称作“父母官”。既然是父母官，就有责任让百姓做一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这就像今天的中国父母逼着自己的孩子学习一样，不学就是大棒子，没有什么理由好讲，法律就是这样制订出来的。
所以，从表面上看，中国的政治制度是超前发展，但实际上中国政府的管理方式是极端抽象和粗线条的，一方面它在操作过程中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它又不容易在基层得到切实的执行，两个方面互相影响互相作用——这便是中国法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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