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与文化传统——试析近代批信局的经营制度

[ 内容 提要]本文通过 分析 近代批信局的具体业务流程、经营制度及其创新，认为批信局经营优势在于其独特的经营制度，指出一种制度的创新必须与文化传统和 社会 环境相适应，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存在和 发展 。<?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关键词]制度创新；文化传统；近代批信局

一 批信局经营制度的形成

批信局的经营制度源于水客时期。水客源自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民间对水上贩运生意(俗称走水)的小商贩的称呼，后被用于称穿行于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间贩运土产等商品贸易的小商贩。⑵后来，专门替华侨带款和口信回国、顺便利用款项做生意的移民也被称为水客，有时也称为南洋客。⑶他们又兼招工，因此又被称为“客头”。⑷水客制奠定了批信局经营制度的基础。

首先，水客携带款项回国时一般会捎带口信给侨眷，这是最初的“信件”，初步形成“信款合一”的习惯；返回侨居地时一般有回复的口信，即“回批”，这是批信局“信汇”制度的雏形。其次，按址登门送款与带口信。由于多为乡亲，因而水客多亲自登门拜访，当面将侨民的口信与款项送呈家属，详细介绍南洋侨居地情况，并将家属情况及口信再带给侨民。这种人性化的服务为批信局所继承，并成为固定制度。由于独到的经营制度，水客业务一度相当发达，仅闽南几县的水客就达一千多人。⑸水客在批信局出现后曾长时间活跃于侨批市场。

然而，水客经营方式存在很多弊端。首先汇款期限不固定，往返时间长，回批递送迟缓，如新马、印尼地区，一般每年只能往返二至四次，菲律宾最多也只五六次；⑹其次，收费较高，手续费多为10％，华侨和侨眷对此不满，而且没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和担保，个人信用不可靠，时常发生私吞侨民汇款 问题 ，巧媳妇利用谐音揭穿水客、迫使其按原数目付款的潮州民间故事就表明了水客的信用问题。⑺其三，水客收集汇款和派送能力有限，往返途中还要中辍收汇，营业范围小，不能适应华侨经常汇款的要求。⑻随着华侨汇款增多和侨批市场扩大，批信局应运而生。

二 批信局业务流程

一次侨批业务可以分为侨批收集、侨批寄出、侨批分送和侨批完成等过程，一般需要多个批信局合作：

(一)东南亚批信局：负责收集、寄递侨批及回批

侨批送达后一般有“回批”，告知海外华侨款项收到以及其他事宜。东南亚批信局还负责将回批送到原汇款人，取回原收据，若有垫款，批信局可凭收据收回垫付款项，一次侨批寄递业务即告结束。

(二)国内批信局：负责收转、派送侨批和寄递回批

内地批信局接到侨批后，先在信后贴收据，查实地址，准确送交收件人，索回收件人签名盖章的收据，一联送往南洋批信局，一联备查，将款交付并限日再取回批，信差将批信和款项全数寄递完毕后逐一取回回批。信差收回批时嘱咐收件人不封口，等候验明封口，以免内带有不同姓名的信件而被为邮局按夹带处罚。⒄若侨眷不识字，信差马上代写回文并带走。若侨眷托熟人代书，信差就要往返取讨回文。⒅取得回批后，批信局马上将其随同列有回批号码及款数的清单以总包或散包形式寄回东南亚。若侨眷将批信收去后很长时间不肯交出回批，或有事来不及写回批，批信局先将收据寄往东南亚寄件人，再取得回批后要求侨眷补纳一倍国际邮资，再寄往东南亚。⒆回批寄递即告国内侨批派送过程结束。1930年代起，批信局所收侨批及回批必须经邮局盖印后才能寄递，否则以走私论处。⒇

三 批信局经营制度及创新<?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在长期经营过程中，批信局创建了一些既能有效降低运营成本，又能满足侨民要求、符合快捷寄递需要的经营制度，下面予以细叙。

(二)“帮号”制。“帮号”制是批信局管理批信的一种制度，类似于现代邮政的特殊挂号服务，但远远超过特殊挂号的作用。所谓“帮号”，即实寄封的编号，“帮”是闽南用语，相当于普通话的“批”，由于银信都由定期船只载运，因而船次也称为“帮次”；“号”则是表示某件侨批在这一批侨批中的号码。“帮”和“号”一般用数字表示，大都采用罗马数字Ⅰ、Ⅱ、Ⅲ、……，其中也有使用阿拉伯数字，以及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的字为序。批信局从水客时期的简单数字 发展 为双重至三重编码，最典型的是“○字X帮X号”。其中“○”是汉字，各个批信局的用字各不相同，一般取与自己局名有关的字，也有按其他顺序取字。另外，也有批信局只取“○字X帮X号”中两个单位或一个单位的情况，即“○字X帮”、“X帮X号”或“X号”。[23]批信局按“帮号”制对侨批进行编排、寄递和分发，简单实用，解决了侨批编排登记和具体管理 问题 ；此外，批信局可以依照“帮号”对侨批存底备查，即将帮号和寄批人的姓名、地址和汇款数额以及收批人的姓名、住址一一造册，然后逐渐交接。分发局查底对照，准确迅速地分发侨批，保证了批信局运转的高效率。这种“帮号”制具有独特的功效：“由于侨批采用专用编号的 方法 ，往往有些侨批信件只写‘母亲大人收’，没有确切的收信人姓名，或只写收信人的姓名，而侨批局则能按‘帮号’查底，查明收信人的姓名和住址，妥为投送，而且比邮局投送得快。”[24]

(四)按邮路分发。泉州如鸿批信局吴维纯创立按邮路分发制度，他先后在厦门、泉州、安海等地设立机构以此法派送侨批(三盘业务)。他把内地顶南安分为五路：一路晋北罗溪、马甲、河市(现属泉州市)，一路洪漱至九都，一路金淘，一路诗山，一路溪美至仑仓、英都、南厅、三十都。每路只付给一个派送员工资(又称差头)，差头自己另外雇信差，信局不付工资。[29]通过这种方式，批信局能有效节省费用，降低成本。

按邮路分发也与当时现实有一定关系。当时物价便宜，信差工作收入相对较高：既可向收款人讨取赏钱，又可在分汇款时通过搭配银元与银角获取收益(当时一般一个银元可兑换十二角银，信差只兑付十角给侨眷)，还可代写回信得报酬。即使没有工资，信差也愿意做，甚至还要送差头礼物或现金才能使工作有保障。因此，一般不存在信差私吞侨汇的情况，批信局信誉也有保障，按邮路分发批信较安全和可行。其后，按邮路分发制在批信局中逐渐推广，甚至中国银行厦门分行1930年代也借鉴和吸收。[30]

国内“回文取款”制可能是泉州恒记批信局首创，派送侨款更迅速，能吸引更多侨批业务。头盘局即使把款项多周转几天，也不损害批信局信誉；侨眷能较快收到侨汇，当然也非常欢迎。这种经营方式需要雄厚财力作后盾，恒记批信局因早已获利能够顺利办理，如鸿、美南等批信局则因此被迫收盘，晋利等局则倒闭。[33]国外批信局垫款制度创立具体时间不可考，可能最初萌发于水客 时代 的杂货店。如果要寄款的人未到领薪水的时间，刚好碰上客头回国，杂货店为了招揽生意有时也代寄款人先行垫付寄出，不过需要付利息。[34]后来，垫款制逐渐流行，普遍流行于东南亚地区。如新加坡正大批信局对海外顾客一向声明“回文付钱”，每帮所收银信全部由正大局预先垫款派送，当汇款人收到回文时便如数还给正大局。[35]

随着侨汇业务发展，批信局也会调查请求垫款者的信用，根据1930年代调查显示，海外批信局事先调查业务所在地的华侨移民，如果侨民职业可靠，才予以便利预先垫款。[36]由此可知，批信局垫款与现代银行贷款有共通之处，即贷款者的信用，不同之处是银行贷款一般需要担保或实物抵押，而批信局垫款只视人而定。

四 批信局的经营机制

(一)信用制度：批信局经营依靠传统对人信用和现代 法律 信用的混合制度，前者在批信局经营中占主导地位，适用于批信局与信款收、寄人和批信局之间以及批信局与传统商业组织之间的业务往来；后者建立在个人的承诺以及保持名誉和面子的基础上，[42]适用于批信局与邮局和银行之间的业务往来。批信局构建和拓展信用时主要以血缘、亲缘和地缘等为原则，以“己”为中心，按照“差序格局”模式由内向外扩延和推及社会关系，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43]如果事先不熟悉，他们会通过双方都熟悉的中介入，或设法弄清对方属于一个有声誉的宗族，事先“创造”信任和信用，为业务往来创造机会。[44]

(二)成本控制：批信局非常注意节约经费，降低经营成本。首先，批信局极力挖掘自身潜力，提高派送效率。遇有业务，批信局职员便超负荷工作：深夜也接受侨民或侨眷委托，日夜整理，天刚亮便开始分发和寄递。其次，批信局之间相互代送侨批节省费用，三盘制就是最好例子，通过利益分层来解决远距离派送侨批问题。其三，批信局严格控制员工人数。内地分局员工大多由商店人员兼营，顶多另设一名司帐，雇用几名信差。[45]如果侨批畅旺，批信局雇用临时信差，按日付薪水。有些批信局甚至只按邮路雇用信差，信差自己招募人员派送，批信局不付工资。信差费用上涨时，二三家批信局共同雇用一信差或十数家雇用一信差不等，晋江金井一带甚至出现转差，并不受雇于任何批信局，只是专门投递批信。[46]从中可以看出批信局控制人数之严格。中国银行刚控制时的合昌批信局是个反例，“信差就有20人左右，事少人多，坐领薪水，如是私人创办的，早就收盘了”。[47]

(三)激励机制：批信局激励职员的制度比较复杂，一般有计帮取酬、按月津贴、季节送礼、年终分红、红利人股等。[48]如厦门批信局职员有定额薪水，若年终赢余，七成归东家，二成奖给经理，一成奖给 会计 、信差、工人和厨夫等，一律按薪率平均分配。如果东家对职员非常满意，会再提一成分与各人。[49]批信局的激励机制主要以 经济 利益为核心，有助于激发管理者和普通职员努力为批信局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和派送进程，从而促进批信局业务扩大。

(四)风险防范：批信局降低风险的措施主要有如下几种：首先，任用职员和管理人员上首选亲属或友人，或熟人推荐，有时为了加强企业经营，也会采用挂名经理制，利用挂名经理的声誉和势力摆脱敲诈与勒索；其次，雇用信差时事先订明合约，抚恤金分三等，甲等一千元，乙等六七百元，丙等四五百元；[50]最后，发行山票。山票发行主要为避免匪劫之损失，发行后采取严密“防伪”措施以维持信用。

五 结 语

批信局的长期存在与当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但是独具特色的经营制度及运营机制也至关重要，它适应了市场竞争的需要，符合现代企业基本的经营原则：降低成本，提高收益，适当激励，防范风险。更重要的是，其经营制度蕴涵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符合现实市场和顾客的客观需要，具有极强的竞争力。

批信局虽然采用混合信用制度，但以传统对人信用为主。传统文化强调恪守信用，并为华人所普遍接受；文化中道德因子是背信行为的重要制约力量。个人精神荣辱以家庭为单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旦背信，不仅个人受到宗族和地方舆论的谴责，而且家族和族人也无颜。批信局经营制度正是依托于以文化传统为基础的信用制度，采用迎合“顾客”的经营方式。华人重视“关系”，注重乡谊，批信局就通过血缘、地缘等关系网拓展业务，显著的地域性就是最好说明。东南亚闽侨批信局分厦门系、福州系、兴化系和闽西系；[54]广东批信局分潮汕、广州等系；地域划分标准甚至是以县或乡等更小单位，如福建晋江人所开批信局所收汇款大都为晋江华侨，晋江某一角落之华侨，又常汇寄其同乡人所开之批信局。[55]如果批信局抛开传统信用进行制度创新，结果可想而知。

由此可知，批信局虽然是传统经营组织，但其制度创新相承华人的文化传统，适应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市场需要，具备现代邮局和银行没有的经营方式和某些优点，因而能在现代邮局和银行的竞争中存在和发展。这一方面表明，如果没有引进西方的“现代”制度，中国传统社会同样会“创造”出一种新的制度，具有同样的功效，服务于同样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它表明，引进或创立所谓“先进”或“现代”制度必须与所处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相适应，否则这种制度的推行与实施可能遭遇极大阻碍，要么夭折，要么重新调整以适+应，这是制度创新必须考虑的。

注释：<?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⑴“批”是闽南语“信”的意思，后来经常与华侨汇款联系在一起，经营华侨信、款的组织便是批信局。其名称因时因地而异，如“信局”、“民信局”、“银信局”、“侨批局”、“汇兑信局”、“批馆”、“侨批馆”、“汇兑庄”、“侨汇庄”等。

⑶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初版，第87—88页。

⑸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泉州侨批业史料》，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页。

⑹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泉州侨批业史料》，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页。

⑻郑川：《安海侨汇业的前前后后》，《安海乡土史话》第一辑，1957年。

⑼万仁元主编：《民国时期泉州地区档案资料选编》，中国“二档”、泉州地方志编委会、鲤城区地方志编委会，1995年，第406—407页。

⑽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福州：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40年，第71页。

⑿福建省档案馆藏，福建省邮政管理局档案，56-5-2570。

⒀福建省档案馆藏，福建省邮政管理局档案，56-5-2570。

⒂福建省档案馆藏，福建省邮政管理局档案，56-5-2570。

⒃福建省档案馆藏，福建省邮政管理局档案，56-5-2570。

⒄福建省档案馆藏，福建省邮政管理局档案，56-5-2570。

⒅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泉州侨批业史料》，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0页。

⒆福建省档案馆藏，福建省邮政管理局档案，56-5-2570。

⒇《批信事务处理办法》(1935年)第十条，见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361页。该办法后来有变通，允许在批信送达地有分支机构的批信局自带。

[21]《民信局的今昔观》，(厦门)《江声报》，1948年7月15日。

[22]《批信事务处理办法》(1935年)第十条，见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361页。

[23]李天锡、王朱唇：《侨批业初探》，福建省晋江集邮协会：《晋江侨批论文集》，晋江：集邮协会，1993年。

[24]转引自刘广生：《中国古代邮驿史》，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6年，第378页。

[26]杨建成编：《侨汇流通之研究》，台北：中华学术研究院南洋研究所，1984年，第85—86页。

[27]杨建成编：《侨汇流通之研究》，台北：中华学术研究院南洋研究所，1984年，第86页。

[28]福建省档案馆藏，福建省邮政管理局档案，56-5-2570。

[30]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行史资料汇编编写组编：《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行史资料汇编(1915—19

4

9)》(上)，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第383页。

[36]福建省档案馆藏，福建省邮政管理局档案，56-5-2570。

[37]《福建省侨汇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料(1950—19

5

8)(初稿)》。

[38]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泉州侨批业史料》，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5页。

[40]蒋文涛：《德盛信局点滴》，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闽南侨批史纪述》，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3页。

[41]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泉州侨批业史料》，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6页。

[42](英)S．B．Redding著，张遵敬等译：《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管理思想——文化背景与风格》，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第86页。

[44](英)S．B．Redding著，张遵敬等译：《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管理思想——文化背景与风格》，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第87页。

[45]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福州：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40年，第71页。

[48]黄煜整理：《1945—1949年泉州侨批业概况》，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闽南侨批史纪述》，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0页。

[49]福建省档案馆藏，福建省邮政管理局档案，56-3-968。

[50]福建省档案馆藏，福建省邮政管理局档案，56-3-968。

[52]何启拔：《批信局的组织及其业务》，《广东省银行季刊》，1947年，第3卷第10期。

[53]对于侨批的文化内涵讨论很多，比较突出的如杜桂芳：《潮汕侨批：业务与权利——以强烈的心理需求为特征的家族观念》，《华侨华人 历史 研究》，1995年，第4期。

[54]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福州：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40年，第67-68页。

[55]张公量：《关于闽南侨汇》，泉州：中国银行泉州支行，1993年，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