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朱元璋要在圣旨中通篇都是白话文（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明太祖朱元璋的圣旨满篇都是通俗的大白话，是因为他出身贫寒、教育程度低吗?他白话文里那些看不懂的奇怪句子，又是从哪里学来的?下面趣历史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是户口不明白俚……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

朱棣：“……本族西番听管领着。若有不听管属的，将大法度治他，尔兵曹如敕毋怠。”

朱氏父子的大白话，与他们个人的教育水平并无关系。

传统中国历来重视词章雅驯，诏书的写作早已被纳入官僚制度，通常在皇帝提出旨意后，由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饱学之士兼高级文臣拟定成典雅的文言文。

明朝开国后，皇帝也不缺人润色文字，有宋濂、解缙等词臣为朱氏父子服务，都以辞章华美优雅而享誉文坛。

而且，朱元璋的诏书虽然浅白，但也不像后世张献忠“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动辄出现粗口的圣旨那样不堪入目。

朱元璋也并非标新立异的皇帝，即使有所创举，也尽力从前朝发掘先例，甚至不惜附会。如废除宰相后，就依照《周礼》实施春官夏官，还在《道德经》中寻找严刑峻法的依据。他登记时祭告天地的礼仪，也是由投降明朝的元朝大臣参考宋元两代先例制定的。

大白话诏书也并非例外，它其实是继承自前朝的一项制度创新。

蒙古人征服中原后，由于统治阶层的成员多不通汉语，语言文字政策自然以蒙古语文为先。

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二月，朝廷下旨：“凡有玺书颁降，并用蒙古新字。”强调用国师八思巴创制的八思巴蒙古字“译写一切文字”

然而，直接用蒙古语治理广阔的汉地，难免困难重重，这就需要数量庞大的翻译员。在汉语文献里，这些人被称为“舌人”或“通事”，蒙古语称“怯里马赤”。用当代中国人熟悉的词来说，就是“翻译官”。

忽必烈初入中原，即在宣政院、中政院、储政院等机构设置怯里马赤，此后朝廷中枢机构、省路地方机关都设有通事翻译。

这些“通事”往往汉语素养有限，整体教育水平也不太高，难以深入学习文言文，只得采用简明易懂的早期白话，这样就形成了“白话讲章”“白话公牍”。这种背景下，整个元朝，圣旨和高级公文往往是用汉语白话文传达。

到后来，为了让皇帝能够听懂自己的意思，不少高级文臣和饱学大儒主动放下身段，舍弃了典雅的文言文，用上了大白话。当时的著名理学家吴澄给蒙古皇帝讲《资治通鉴》时所写的《经筵讲义》，使用的便是当时流行的白话文。

朱元璋在青少年时代，见识到的中央朝廷的恩泽，恐怕均由这种文字承载。

与后世的民族主义想象不同，朱元璋对元朝并无太多恶感，朱元璋自称“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统中华，生民赖以安靖七十余年”，甚至“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

15世纪中叶后，明代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才随着越发严重的“北虏”之患而高涨起来。在那之前，“乐生于有元之世”、且非常重视制度延续性的朱元璋，以继承前朝皇帝圣旨文体来显示新王朝的正统性，是合情合理的做法。

不过，北方的“百姓每”用惯了的翻译腔，南方人就不太容易接受了。至元三十一年(忽必烈在位最后一年)春节，江南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就创作了一副春联，讽刺到处通行的翻译腔：“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

在汉人创作、欣赏的元代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出其影响。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中有：

你如今在这里。早晚若顽劣呵。你只讨那打骂吃。

甚至看重文字优雅的儒家学者，也会在作品中写出有这种特征的词句。

如著名理学家许衡，在他进呈忽必烈御览的理学著作《大学直解》里，就一改 “之乎者也”的刻板形象，使用起了蒙古皇帝能够看懂的汉文，用词之浅白，几乎超过为中学生讲解文言文课文的当代语文教师：

如人身上有尘垢，今日洗了，明日又洗，每日洗得身上干净，若一日不洗呵，便尘垢生出来。恰似人心里常常地思量呵，好公事每日行着，不教错了，若一日不思量呵，恐怕便行得错了。

朱氏父子，使用白话文除了依袭前朝制度外，可能也有方便沟通的考虑。朱元璋发给户部、军户的文书常用白话，而供全国人民阅读的《大诰》就以文言写成。

朱棣在处置建文帝遗臣的妻女时，就用白话文向锦衣卫作出指示：“抬出门外着狗吃了。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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