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伍子胥的评价，历史上经历了哪些变化呢？

　　公元前484年6月13日，阴历五月初五，吴王夫差下令，将伏剑自刎的大夫伍子胥扔进了钱塘江，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往下看。

　　考虑到伍子胥尸首沉于钱塘江一事比屈原投江要早，有些文献便记载端午节是为纪念伍子胥逐渐形成的节日。就连端午节上的赛龙舟习俗都可能与江苏一带擅长舟楫水战的吴国有关。

　　▲屈原

　　伍子胥对于后世来说是多面的。从冒死直谏吴王夫差的忠臣形象，到掘楚王墓，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的复仇者形象。甚至在宋代还增加了举荐刺客专诸、刺杀吴王僚的谋逆之名。

　　如今，人们为他立庙祭祀，将潮水现象与之相联系，形成浙江一带的潮神文化信仰。

　　这便是历史人物在流传过程中不断演变的结果。就像三国时期的曹丕妻室甄宓，一面是引发曹丕、曹植(兄弟相残的祸首，一面却又被演绎成完美的洛神形象。又或者是元末富商沈万三，从朱元璋)猜忌的罪臣到点石成金的财神爷，演绎着从人到神的进阶之路。

　　一：真实的伍子胥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才会留下后世不同面向的争论?

　　1、父兄在楚国遇害，伍子胥投身吴国，助吴王阖闾破楚称霸，替父报仇

　　伍子胥，名员(yún)，字子胥，出身于楚国的士大夫家庭。父亲伍奢身为太子的老师，被牵连进了楚平王和太子建的矛盾之中。伍家瞬间家破人亡，伍子胥只能忍辱负重，逃离他国。

　　当他到达楚国的宿敌吴国之后，认准了一位有称霸野心的未来主公子光。伍子胥先是为公子光推荐了刺客专诸，帮他篡位成功。

　　当公子光成为吴王阖闾后，伍子胥又制定了下一步的称霸计划。他协同大将孙武，率三万水陆之师伐楚，在柏举之战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吴王西破强楚之后，在伍子胥的谋划下，又经历了北败徐、鲁、齐，成为春秋一霸。

　　2、伍子胥冒死直谏下一任吴王夫差，却遭到赐死

　　下任吴王夫差继位后，吴越交恶，一场夫椒之战让越王勾践大败。作为人质，越王勾践开始了在吴国卧薪尝胆的三年光阴。

　　越国的谋士文种买通了夫差身边的太宰伯嚭(pǐ)，让他劝和。伍子胥立刻向吴王夫差谏言，不可许和!他认为吴越地缘相邻，将来必然存在吞并关系。

　　可夫差此刻正一心想着齐、晋那些中原的大市场，根本不将手下败将越国放在眼里。

　　夫差不但没有听劝，还以谋反之名赐死了伍子胥。

　　二：一生跌宕起伏的伍子胥在后世又经历了哪三次不同的形象塑造呢?

　　1、先秦时的忠臣

　　在《春秋经》、《左传》及《国语》这些古史记载最权威的历史著作里，伍子胥是一个足智多谋、性格刚烈的耿直忠臣形象。

　　《左传》详细描述了他为吴王阖闾伐楚提供了“疲楚”战术，将吴军兵分三队，轮番袭击楚国，最终拖垮了强楚。

　　为了表现伍子胥敢于直谏的性格，《国语》将《左传》中他被赐死的结局，改成了因谏言伐齐，主动“伏剑自杀”。

　　由此，在先秦史官的笔下，伍子胥成为了耿直的忠臣。

　　2、汉代的复仇者

　　让伍子胥形象发生这样转变的一个关键人物便是西汉史官司马迁。在他的那本史家绝唱《史记》中，司马迁详细描述了伍子胥从楚国出逃的经过，以及在吴国忍辱乞讨、推荐专诸刺王僚的故事。这样，一个忍辱奋发的复仇形象跃然纸上。

　　为了突出这样的形象，司马迁更增添和细化了两处情节。一个是伍子胥破楚之后掘墓鞭尸三百下。这在《左传》、《国语》中根本没有提及，即便是后来的《吕氏春秋》也只是提到“鞭墓”，而非“掘墓鞭尸”。

　　另一处改动是细化了伍子胥自刎前的预言。伍子胥自刎前，愤然留下遗言，要家人把他的双眼挖出，挂在城门上。司马迁增加了具体的悬挂地点和目的，“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

　　从此，头悬国门成为热血为国赴死的经典。陈毅元帅就曾作诗引用，“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以表革命志向。

　　3、宋代的乱臣贼子

　　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宋徽宗时期的史馆编修晁补之。

　　大观三年，宋徽宗命人梳理历代有所建树的大臣，欲以追封。而入选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忠君。这时，晁补之对一直挂有忠臣名号的伍子胥提出了异议，认为他推荐专诸以刺杀吴王，实乃篡逆。

　　跟着就有人附和此说法，伍子胥最终被踢出了宋代的功臣之列。

　　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演变呢?

　　1、先秦特殊的忠君观念更侧重于伍子胥的尽忠形象

　　先秦的忠君观念有其相对性与灵活性。当时君臣关系更突出“邦无定交，士无定主”。

　　庄子就将伍子胥列为比干一样的忠臣。

　　2、以孝治天下的汉代，血亲复仇思想盛行

　　汉初的文景之治，大力推行黄老治术。社会上以孝道为上，轻生重气的侠义精神深入人心。

　　同时，复仇形象的转变也与司马迁的个人遭遇有极大关系。他因为替李陵投降一事说话，被汉武帝处以宫刑。为了抒发心中的愤懑，司马迁将伍子胥塑造成复仇者形象。

　　▲宋徽宗赵佶(1082年11月2日-1135年6月4日)

　　3、乱臣贼子的转变是宋代元佑党争与理学中忠君思想交错的结果

　　宋徽宗提出整理历代功臣，是想强化大臣的忠君观念，巩固自己的统治。而晁补之对伍子胥是乱臣贼子的判定，也有他的政治目的。

　　晁补之不仅是汉代御使大夫晁错的后代，更是苏轼的得意学生“苏门四学士”之一。

　　这样的身份和地位，意味着他参与了元佑年间的党争。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推翻了王安石变法，身为变法派的元佑党人晁补之也受到波及。

　　直到宋徽宗即位，他才得以复用。晁补之以伍子胥乃逆臣的判定，来抨击那些所谓忠君的旧党。

　　当然，伍子胥形象发生大转变的背后还有社会观念的因素。受到宋代理学的影响，“忠”摆在了“孝”前面，成为五伦之首。相比先秦时“士无定主”的灵活忠君观念，宋以后的忠君更强调唯一性。

　　这便是时代的印记。伍子胥从忠臣到复仇者，再转变为乱臣贼子，除了个体的偶然因素之外，更多的是时代变更中的观念不同。

　　这正是组成古史传播中“层累说”规律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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