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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对秦国有何功绩?变法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作者:文/会员上传 来源:网络收集 时间:2024-06-05 22:24:01 阅读:84

文章导读:商鞅变法的故事大家喜欢吗?今天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详细解读一下~商鞅确实“薄情寡义”。但严格来说,这个字眼在他这里并不能被视为贬义词,毕竟如果他不刻薄的话,秦国的变法压根就不会成功。为了直观的理解这个概...

商鞅变法的故事大家喜欢吗?今天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详细解读一下~

商鞅确实“薄情寡义”。但严格来说,这个字眼在他这里并不能被视为贬义词,毕竟如果他不刻薄的话,秦国的变法压根就不会成功。

为了直观的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将商鞅跟春秋时期秦国著名的著名“五羖大夫”做对比。实际上,这个对比,是商鞅本人提出来的。

公元前340年,公孙鞅率领秦军大破魏军,魏惠王被吓破了胆,“使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河西之地,是几十年前,魏国的一代雄主魏文侯、传奇兵家吴起,生生从秦国手中夺去的。

可想而知,如今这件壮举对秦国意味着什么:彻底推翻了魏国的压制,逐鹿中原的“任督二脉”被彻底打通。

秦孝公大喜之下,兑现了当初在求贤令中许下的诺言,将商於之地十五邑封给了公孙鞅,并赐爵“商君”,商鞅之名,由此而来。

可以说,经此一战,秦国彻底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大山,商鞅也用实际效果证明了自己变法的正确。对此,他也颇为自负,甚至喜滋滋的问赵良,自己跟五羖大夫相比,谁更牛掰?

五羖(gǔ)大夫,即百里奚,是秦穆公时期的名臣。此人年轻时贫穷不堪,后来在小国虞国谋得了大夫的职位,但却在虞国被灭后惨遭晋国俘虏;后来,他又被当作陪嫁小臣送到了秦国。对此他深感羞辱,因此愤而外逃,却在楚国境内被抓获。

听说百里奚有治国大才的秦穆公得知后,设计用五羖羊皮(五张黑羊皮)赎回了他。接下来双方相谈甚欢,百里奚被委以国政。因此秦人称之为:五羖大夫。

百里奚相秦期间,对内实行善政、教化百姓、招揽贤才;对外施德于诸侯,树立秦国威信,“三置晋君,一救荆祸”。后人认为,百里奚是秦穆公称霸天下的最大功臣。

与之相比之下,商鞅对秦国的功绩同样毫不逊色。百里奚帮助秦穆公在春秋时期争霸,商鞅则推动了秦国在战国时期崛起。从最终的影响力以及结果来看,后者甚至远远超过前者。

但结果相似,过程却天差地别。

百里奚早年历尽艰辛,饱尝世间百态与人生坎坷,也让他对下层人民的悲惨处境感同身受。因此,当他在秦国主政后,为官清正、爱护百姓,为人和善、平易近人,以身作则、生活简朴,外出时甚至从不乘坐车马,更不兵马开道,与百姓打成一片,这在阶级分明的春秋时代显得难能可贵。同时,他主张“谋无不当,举必有功”,辅佐秦穆公倡导文明教化,实行“重施于民”的政策,让人民得利,受到了百姓的一致爱戴。

因此,当百里奚死后,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

而商鞅则完全相反。

首先,他大张旗鼓的公开反对任何形式的仁义。

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

仁者能够对别人仁慈,却不能使对方随之变得仁慈;道义之人可以关爱他人,但并不能让对方也变得关爱别人。因此,所谓仁义,只会变成某些阶层破坏规则、攫取特殊利益的幌子而已。

那么,他的主张是什么呢?简而言之,是杀刑。

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也就是说,用严刑峻法来治国,能使大罪小罪都不会产生,国家定会长治久安;一个诸侯国变强了,老百姓就会安居乐业;两个国家都强大起来,就能以相互间的威慑力避免战争的产生;如果天下各国都强大起来,那就会相安无事、天下太平。所以,以法治国,看似冷酷无情,最终却能保护民众;仁义治国理念,只会造成社会混乱、权贵得利、百姓受苦,这才是真正的残暴。

因此,商鞅变法的主要手段就是赏和罚。有功必赏、有错必罚,绝无例外,让后来的韩非子也赞叹“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有功无功相事也”。

而这种体系的最大敌人,就是法外开恩,即游离于法律体系之外的“情义”。即使是秦君本人,也不能出于私人的感情破坏规矩;秦国的一切爵位荣禄颁布,都遵循公开而透明的条件,“人君之出爵禄也,道明”。这也是为什么商鞅要拿太子师傅开刀的原因。

如此完美的理论模型,要在复杂的人性社会中全面推行,各阶层人民的不适应可想而知。而商鞅的手段也很简单粗暴:杀。法令的管束让你觉得太痛苦?那就让你付出比这个痛苦还要残酷百倍的代价!

于是,史书是这样形容商鞅变法的残酷:

凌轹公族,残伤百姓;

临水论囚,渭水尽赤;

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山丘......

这也让商鞅本人成了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以至于他每次出门,必定前呼后拥、鸣锣开道,周围一圈圈的精锐甲士全程护佑,与五羖大夫百里奚几乎完全相反。

那么,难道我们就因此认为商鞅的做法是错的吗?他是否也应该像百里奚那样仁义治国?

答案是否定的。时代不同,所需要的政策也会完全不一样。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各诸国之间的冲突与兼并虽时有发生,但名义上,周天子仍是天下共主,周王室的礼制仍余威尚存,没有任何一个诸侯敢公开践踏“周制”;各大国间的博弈,也是以争霸、获得各方的推崇为目的,战争规模有限、烈度也是点到为止。

到了战国阶段,各大国已经完全撕破脸赤膊上阵,战争规模之大、手段之残忍、战果之血腥,已经彻底打破了以往千百年的模式,输家一无所有、赢家大小通吃;为了应对这种高强度的对抗,各国纷纷求变以图强。

中原的魏国在魏文侯的带领下,依托继承自晋国的雄厚根基,首先开展了李悝变法,打破世袭贵族特权,选贤任能,赏罚严明;解放劳动力、鼓励生产、发展经济;颁布《法经》,以法律而非贵族特权管理社会。

走在时代前列的魏国,首先尝到了甜头,狭小的国土,却爆发出让各国目瞪口呆的巨大能量,那时的魏国,对内统领三晋,对外痛殴秦国、打压齐国、羞辱楚国,甚至创造了几万人击败几十万秦军的战绩,一度称雄战国初期五十多年。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理论、套路都是虚幻;仁不仁义不重要,能富国强民就是好办法。因此,当卫国人公孙鞅在魏国镀了金、携带者《法经》来到秦国后,被秦孝公视为救命稻草,赋予了其绝对的权力,在秦国这个深受魏国之苦的“夷翟之地”推行战国最为彻底的变法。当然了,一定要比魏国彻底,这是最起码的原则。

商鞅的变法确实大功告成了,但代价就是他成为了秦国各阶层的众矢之的。所以当商鞅发问时,赵良实话实说:商君,您不仅跟五羖大夫没法比,而且命不久矣(君之危若朝露)。

果不其然,当唯一的靠山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为了稳固统治,利索的拿商鞅当了替罪羊。因此,我们与其说商鞅薄情寡义,不如说伴君如伴虎。商鞅说到底也只是个实现君主意志的爪牙而已。但人们不敢指责王权,那就只好归罪于商鞅这个“刻薄之人”了。这也是历史上改革者向来没什么好下场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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