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倭名将俞大猷，在历史上为何没戚继光出名？

俞大猷与戚继光一样，都是明朝中期的抗倭名将，“俞龙戚虎”是当时人们对他俩的赞誉，也说明两人旗鼓相当，可以相提并论。但不知怎的，到了后世，戚继光的名气要远大于俞大猷，历史书籍只要提到抗倭必会大书特书戚继光，而俞大猷则成为配角，成了映衬戚继光这朵红花的绿叶，这显然与俞大猷在历史上的作用贡献不太相符。

俞大猷比戚继光大25岁，抗击倭寇的时间比戚继光长得多，从嘉靖二年“日本诸道争贡，大掠宁波沿海诸郡邑”开始，到嘉靖四十五年东南倭患基本平息，俞大猷从20岁的小伙子变成了63岁的老汉，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倭患最严重的时期度过的，抗倭的足迹遍及浙、直、赣、闽、粤，这在当时的抗倭将领中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每一个抗倭阵地都有俞大猷的身影，每一场重要的战役都有他的参与。在嘉靖四十一年以前，俞大猷的职位比戚继光高，戚继光任参将时，俞大猷已凭抗倭之功荣升都督。嘉靖四十一年，平海卫大捷，戚继光加官进爵，接替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而谋划此战的俞大猷仅得赏银二十两。从这个时候起，戚继光的风头开始盖过俞大猷。

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戚继光的情商比较高，为人处世比较灵活，上面有胡宗宪、张居正等人的关照，东南沿海一带的地方官与他关系也不错，戚继光得了战功从不忘给地方官记上一笔，所以说戚继光好话的人很多。而俞大猷生性倔直，原则性很强，灵活性不够，跟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得不够融洽，受到的攻讦比较多。有时候他明明打了胜仗，却因为一些人的无端攻击，反遭朝廷处罚。比如从1563年至倭患基本解除的1566年，在这四年时间里，戚继光和俞大猷都是总兵职位，戚率陆兵，俞率水兵，两人密切配合，在南澳夹击潮州倭与海盗首领吴平，取得大捷，倭寇之乱基本平定。戚继光凭战功升任右都督，而同样战功赫赫的俞大猷却遭人弹劾，落了个革职闲住的处分。客观点讲，论抗倭时间之长、历经战斗次数和歼敌数量之多，俞大猷是胜过戚继光的，他的抗倭功绩当属第一。

俞大猷跟戚继光一样，也曾到塞上御虏 ，只不过他在塞上的功绩比戚继光要逊色一些。张居正掌权时代，戚继光极受朝廷信任，得以充分施展才能，在蓟北任上整修长城，发明了一系列先进的攻防武器，大大提升了明军的战斗力，降服了不时入侵的蒙古长秃和狐狸两大势力，被朝廷授予“太子少保”的荣衔。俞大猷到塞外是在1560年，他当时获罪被关在昭狱，在好友的帮助下，他被释放出狱，发配到大同立功赎罪。到了大同，在巡抚李文进的支持下，俞大猷认真谋划抵御俺答之策，匠心独运制作了独轮战车、双轮战车，凭借100多辆战车、三千步骑，在安银堡大败俺答二十万军队，获得了“土木堡之变”后百年以来的最大战绩。俞大猷也因为发明独轮车、双轮车被誉为“世界原始坦克发明者”。

俞大猷喜欢读书，学识渊博，著述颇丰，不仅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还精通诗文，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儒将。他撰写的《兵法发微》《剑经》《洗海近事》《镇闽议稿》《广西选锋兵操法》等军事著作，汲取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精华，并不断加以发扬光大，为丰富发展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军事著作连同其它诗文杂著，被汇编为十六卷的《正气堂集》，是一部集军事、文化、哲学、兵器发明、武术训练于一体的传世之作，是中国军事史上的宝贵遗产。曾任福建巡抚、蓟辽总督的谭纶评价俞大猷“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将俞大猷与霍光、文天祥、于谦等千古名臣相提并论，足见俞大猷的过人之处。

俞大猷武艺精湛，是嘉靖朝的武进士，精通剑术、射术和拳术，一套融合杨家枪法、荆楚剑法的俞家棍法精妙绝伦。嘉靖四十年，俞大猷造访少林寺，发现少林棍术已失真传，就挑选了两名年轻僧人回营，跟随他南征并学习棍术。两个僧人学了三年，棍法大成，就回到少林寺传给寺众。少林武术成为中华武术的代表，俞大猷可谓功不可没，至今嵩山少林寺仍有太祖拳、俞家棍。1994年，嵩山少林武术代表团专程访问俞大猷的故乡泉州河市，并在俞大猷公园内立碑，表达了对这位英雄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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