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子十分保守，会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

　　清代很多女则女训盛行民间，强调男女授受不亲，在生活区域也要区别男女活动空间。但这种物理上的隔膜并不简单完成，就北京一城而言，十八世纪已经有超越五十万人口，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四万五千人，住房空间狭小，很难完成生活区划分，乃至不得不“同床共枕”。《内务府来文·惩罚类》记载了一则指控亲兄弟的案例。受害人二妞称家中两间房子，父亲得了痰症不能起炕，二妞和父亲睡一张炕，哥哥二达子睡木床，二妞指控二达子对她进行性打扰。慎刑司对这个案子的判决是“二达子母死父病，不善抚恤伊妹，屡与争持，致使伊妹妄控，照不应重律，杖八十”。这个判决的古怪之处在于，既然定性二妞诬告，“不善抚恤”和兄妹争持应该不至于被杖打八十，二达子虽然受罚，却无罪名，性打扰的指控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城市居民同床共枕，农村夜不闭户也简单繁殖性犯罪案子。《内阁题本刑克·婚姻奸情类》记载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二月十四日案子。甘肃如宁县乡民杜润先与妻子外出探亲，家中留女仆三姐一人看家，找邻人魏荣的独女足姐伴宿。同村赵雨对三姐时起奸污之意，是夜潜入，三姐高声呼叫，赵雨害怕别人听见，殴伤三姐，强奸未遂。此时足姐惊醒喊叫，被赵雨用刀扎伤，魏荣赶来检查情况，赵雨弃刀逃跑。依照大清律例，只要在出现死伤的情况下，才适用于“夜无故入人家内者，杖八十”条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进入别人家门并不是一件难事。赵雨夜入人家，殴伤别人，又触及奸情，最后以“强奸执持凶器戮伤本妇及拘捕致伤旁人”被判绞监候，这是一个强奸附带故意伤害数罪并罚的案子。三姐没有以死明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案子牵连别人，如果是独居，大约也要添作牌坊才能换来对罪犯的法律制裁。

　　别的清代女人喜爱串门。朝鲜使者李坤在《见闻杂记》中记载，“无贵贱老少皆朱唇粉面……妇女缎衣粉面头花耳珰，不治女红，倚门治容。”《顺义县志》也记载当地一些妇女“脸不洗，串街坊，抱着人家孩子洗风狂，人家炒菜他闻香”。另一名朝鲜使者李宜显在《陶谷集·庚子燕行杂识》中发现清代妇女“与之杂坐、吸烟、接膝交手而不认为嫌”。不只小家小户如此，中上人家的女人也喜爱倚门张望。可见，女人出门在清代是一件颇为普遍的工作。

　　由于缺乏完成性别阻隔的理想条件，清代多数性打扰案子都发生在日常生活场景中。除此之外，相似庙会等聚会活动也是性打扰频发的场景。《高邑县志·风俗篇》记载：“每逢庙会，则联袂接种而至者，男女杂沓，巷里为空。”湖南“共城小邑，驰情赶会，肆志烧香，千百为群，如蜂如蚁”。衡州男女于佛诞日“携巨烛往跪于寿佛前，名曰跪烛，男女杂处，老幼无伦。城中流氓见妇女稍美者，亦买烛以跪其旁，实为调戏，伤风败俗”。乾隆年间江南巡抚陈宏谋发起妇德，在任期间禁止妇女参加庙会、春游等等活动，被当时的江南士大夫批判阻碍小市民生计。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评论说，“治国之道，第一要务在安排贫民。昔陈文恭公宏谋抚吴，禁妇女入寺烧香，三春游寥寥，舆夫、舟子、肩挑之辈，无以谋生，物议哗然，由是驰禁。”可见，清代官僚并非没有采纳手法强化性别阻隔，只是最终政策以失败告终。

　　当社会层面无发明利于守贞的带有性别阻隔颜色的理想环境，国家又在制度上对贞洁进行强有力的维护时，妇女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她们有必要守贞，另一方面她们难以在生活场景中完全屏蔽潜在的性打扰。在这种环境下，为了能够保住自己的名节、使用法律伸张正义，往往要付出无比惨重的代价。而今世女人面对的也是清代妇女境况的变体，不同的是今世女人有了更多受教育机会，思想觉悟更高，有能力争夺更多的话语权，或许有机会改变自身境况，不让羞忿自尽的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