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会员上传 来源:网络收集 时间:2024-02-15 17:48:02 阅读:103
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雍正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众所周知,雍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勤政皇帝之一,他每天都会批阅大量奏折工作到深夜。
雍正自己都说:“各省的奏折,一日少之二三十件,多则五六十件不等,每本亲自批阅,从无遗漏。”在历史博物馆里,雍正朝现存的汉文奏折有35000余件、满文奏折6600余件,共是41600余件,这个足以证明雍正勤于政。他在位14年,批阅了41600余份奏折是真的。
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大臣们做事也要踏踏实实不应弄虚作假,并直接告诉大臣们:“自己这辈子最憎恨的就是虚诈,最厌恶的就是虚名。”
由此可见,雍正皇帝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是非常厌恶的。
在封建官场之中,多数大臣上报的奏折,都有一些虚假的成分。那些弄虚作假,阿谀奉承的话,可以哄骗那些不务正业的皇帝,但是,在勤政而务实的雍正皇帝面前,却是行不通的。
当时的清朝官场,就有一种陋习,就是:文武百官在自己刚上任的时候,都会上奏说,当地的吏治民生是如何如何的糟糕,然后,过了几个月又会说,通过自己的整顿当地发生了怎样好的变化,从而,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于这些事情,雍正皇帝只会信一半。
古代,奏折用于君臣之间的沟通,是上传下达的工具。而清朝所有文武官员的奏折,都是派专人送到京城的皇宫之中的,这就需要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支持。那么,一个官员一年要上奏几次呢?雍正皇帝在给宁夏道员鄂昌的一条指示中曾这样说道:“如果有应该呈报的事情,就是一个月上奏几次都是应该的;如果没有可奏报的,几年不上奏也可以,我是不会怪罪的。”
并且,除此之外,雍正还反复强调,做事一定要注重务实,而不要过于在乎奏折的上报。可见,雍正是非常注重务实精神的。即便如此,还是会有官员频繁上报,经常是无事找事。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这些官员想通过上报奏折,加深与皇帝之间的感情联络,这就是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对于这样的官员,雍正皇帝都是会严厉斥责的。
一次,时任广东巡抚的年羹尧就一连上了三个奏折。
雍正皇帝在看完奏折之后,说:“这些事情不是早就上报给了其他部门吗?为什么还要再次上奏呢?难道是因为广东没有什么事可报,非要找事上奏吗?这么远的路程,耗费那么多的人力、财力、物力,而上报这些没有用的奏折,到底是什么用心呢?”
作为一个非常务实的皇帝,雍正常常告诫文武官员:“对自己的旨意,要灵活运用,要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去执行,不能一味的去迎合,生搬硬套。”甚至,他还要求一些封疆大吏,不要因为谕旨而影响自己的主见。
这一点,在雍正给湖北巡抚马会伯的谕旨上,就说的很明白:“凡是我的旨意,都要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去执行,可能有的事情适合我这里,而不适合你那里。”对于这些事情的执行也是一样,雍正要求官员:“不能因为他的旨意,而影响自己的判断,影响自己的主见。”
对于这样的事情,雍正很早就发现了,有很多的官员,不管大小事情,自己从来不拿主意,都要看皇帝的脸色和口气行事,而且,在没有得到具体指令之前,他们是不会有任何行动的。针对这种现象,雍正是非常痛恨的,说:“这些人是推卸责任,自己给自己做官。”
雍正在继承皇位一年之后,他更是告诉诸位大臣:“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脚踏实地去办事,做实事,而不是耍花招,讲麻痹人的一些好听的话,去博取一个虚假的美名。自从我登基以来,看重的就是清明的吏治,人民的安居乐业,不是为了留下好的名声。”
不过,即使雍正时刻强调,清朝这么多的官员,也是有漏网之鱼的。
一般官场上,都存在着报喜不报忧的习惯,对此,雍正也是反复告诫内外官员:“你们一定要如实上报,千万不能有任何的隐瞒。”对于敢讲真话的大臣,雍正也会特别的嘉奖,当时,川陕总督岳钟琪,就因为“报忧”而多次受到了雍正的嘉奖。
雍正时期,岳钟琪把川陕两省乱摊、乱派的名目,一一进行了整理,并如实上报给了雍正。雍正就称赞岳钟琪:“毫不护短,一片苦心。”还指出:“除了四川、陕西有这种现象外,其他各省也有这种现象。”
随后,雍正就选派了一大批官员,前往四川和陕西,并且,让岳钟琪坚决果断地替换各府州县的不法贪官。
雍正皇帝不仅对大臣们非常严格,对自己也是一样。他对于自己不了解,不能决断的事情,往往不会轻易下结论。
一次,雍正收到了一件有关台湾事务的奏折,他看到之后,认为:其中有许多地方都是可以执行的。不过,他没有立刻下令执行,而是十分谨慎的做了批示:“对于当地的情况,我没有具体的了解,也不是很清楚,所以,不能随便下旨。”
之后,雍正就把奏折转给了福建总督满保,让他与台湾的官员一起商量,根据实际情况去执行。纵观雍正执政的十三年,在国家治理方面,雍正是非常的务实,他不仅是清朝的唯一,更在中国历代皇帝中,也算是非常突出的一位。
从这方面来看,雍正确实是一位非常不错的皇帝。
雍正皇帝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对于惩治腐败弊症、振作朝纲、整顿吏治,确实是一剂切中要害的良药。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革除了康熙皇帝后期遗留下来的弊政,缓和了社会矛盾,还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推动了清王朝的发展,为他的儿子乾隆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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