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会员上传 来源：网络收集 时间：2024-05-06 06:09:02 阅读：253
报告，汉语词语，公文的一种格式，是指对上级有所陈请或汇报时所作的口头或书面的陈述。通过报告，人们可以获取最新的信息，深入分析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一、农民工追讨工资的件次及维权方式发生变化
20**年“两节”期间，农民工到因农民工工资未及时支付个访、集访共20余件次，涉及金额1201。1万元。20**年“两节”期间与去年同期相比投诉率上升了15。9%，金额上升10。8%，人数上升51。7%。不包括农民工到区城乡建设委，区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投诉的农民工问题，堵高速路口等方式，在城区发生一次。城区堵交通干道的行为在北环路，三环路数次发生，同邦。国际城数次发生民工拉标语、敲盆子等方式上街*。
二、工程领域普遍存在此类现象
其中工程项目有政府项目，也有私营工程，如示范街道及背街小巷改造提升工程，房地产开发工程，工业园区厂房建设工程，巴渝民居改造工程，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就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会议要求各融资平台，国有公司，行业主管单位等要及时监督，按照“业主负责、属地管理、行业主管、部门联动”等方式保证工资按时发放。层层建立预警排查机制，层层落实职责制，层层落实专人，筹集应急资金，及时发现和妥善解决工程款及民工工资支付投诉问题。
三、存在的原因
有房地产开发项目受国家政策调控影响，也有融资市场的限制，支付压力逐渐加大，有个别劳务公司恶意欠薪，或者劳务公司因工程接近收尾，以追讨工资为名，雇请民工帮忙追讨保证金及工程尾款等行为。
根据20**年“两节”期间信访反映出来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合同履约难度大。按合同约定执行是整个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也是日常管理工作的依据。一方面，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在选择施工企业，施工企业在选择专业承包企业或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在选择劳务班组的时候，由于这些企业的实力和信誉度参差不齐。实力雄厚和信誉度好的企业都能严格履行合同，也能顺利应对市场中的各种风险。遇到经济实力差和信誉度差的企业，他们会以各种形式和方法给建设单位或施工企业或劳务公司施加压力，逼迫建设单位或施工企业或劳务公司提前履约支付款项。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劳务分包合同、劳动用工合同签订不规范，甚至有的工程项目根本就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仅有口头约定。导致争议、纠纷不断，给处理这方面的信访问题带来了必须的难度。
(二)是项目资金不到位。因银行银根一度紧缩，使得资金融资难，筹集资金不到位。在项目施工过程中，资金跟不上建设的进度，到了支付工程款的时光或结点，建设单位无资金来支付进度款、结点款。由此直接给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以及劳务班组造成巨大的支付压力，或以各种借口不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导致农民工工资支付矛盾纠纷增多。
(三)建设秩序不规范。部分项目在施工管理过程中，施工管理人员配备不齐，管理制度不健全、职责未细化不明确。工程项目管理不力，导致工程款结算和农民工工资支付中诱发争议和矛盾纠纷较多。
(四)工资监管力度差。目前，建设行业农民工工资支付程序主要是建设单位支付给施工总承包方、施工总承包支付给劳务分包、劳务分包支付给民工班组、民工班组支付给农民工。部分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劳务分包在划拨工程款时，未遵循优先保证农民工工资的原则。即使建设单位在已按合同给定支付工程款后，下属分包单位未直接支付给民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隐患仍然存在。从中反映出工程项目对农民工工资监管乏力。
四、工作提议
(一)是加强项目资金监管。为了杜绝和减少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拖欠事件的发生，进取探索防止拖欠的方法及措施。从源头上防止拖欠。严格执行项目资金和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对资金达不到规定比例或后续资金没有保障的经营性工程项目、房地产开发项目，坚决不予颁发《施工许可证》，不批准其开工建设。对拖欠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的工程，不予竣工验收备案。全区各类工程项目的主管部门，要尽快成立处理民工工资应急方案，及时发现和妥善解决民工工资投诉问题。
(二)是落实工程建设信用评价体系。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认真落实建设领域“工程建设信用评价体系”，利用“市场评价”、“安全生产”、“工程质量”、“合同履约”、“市场行为”四个评价体系，重点是参建单位的“合同履约”情景。采取房屋建筑多层不得少于2次评价(即基础完成评价一次、主体封顶评价一次)，高层不得少于3次评价(即基础完成评价一次、主体完成一半评价一次、主体封顶评价一次);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采取建设进度过半一次，结束一次，加强对我区在建工程项目的动态监管。对存在有农民工工资支付拖欠行为的工程项目，立即责令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力的工程项目，采取建管、质量、安全、造价管理科室、站、所联动，限制该工程活动的继续进行。
(三)是健全农民工用工体系。区人社局要进取探索农民工用工实名制管理制度，切实加大对农民工用工情景、用工合同签订的动态监督管理力度，随时掌握工程各阶段、各工种的农民工用工情景。切实有效地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对农民工工资支付实行“月结月清”制度，农民工工资支付由建设单位和用工单位负责落实专人监管。农民工工资发放情景，每月由用工单位以工资名册的形式向区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报送备案。
主管部门是加强对施工合同及履约情景的监管，合同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均表此刻对合同的事后监督，经过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方式对合同备案后的履行情景进行检查，及早发现未按照合同进行履约的情景，避免造成承发包双方的扯皮事件，即时予以纠正，避免更大的损失，维护合同双方的利益，对不按照合同执行的主体应视情景给与必须的处罚。再次，涉及施工现场的管理部门，要强化施工现场的监管，重点是管理人员的到位情景、从业人员持资格证上岗情景、管理人员的变更情景、现场管理制度落实情景进行监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镇)和乡镇企业就业。在这个过程中，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就是被称为农民工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主要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他们就业流动性强，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有的长期在城市居住、生活和工作，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虽然尚未成为城市居民，但与农民也有很大的不一样，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已受到城市现代礼貌的熏陶。农民工的很多涌现，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的出现和发展，是中国国情的产物，将长期存在于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
一、充分认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很多事实说明，农民工已是我国产业大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据国家统计局调查，全国进城务工和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人员1。2亿左右。农民工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从业人员的68%，在建筑业、采掘业中占到近80%，在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这一比重到达50%以上。农民工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说，过去20多年，如果没有农民工，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就不会有那么快，沿海地区新兴产业和开放型经济就不可能迅猛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已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进取成效。但从现实情景看，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主要是：工资偏低，拖欠工资现象严重;劳动时光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社会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和整个现代化事业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这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宗旨决定的，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和制度，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使城乡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逐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必须实行有利于调动农民工进取性和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措施。农民工促进了市场导向、自主择业、竞争就业机制的构成，闯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切实做好农民工工作，将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协调工农关系，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使全体社会成员都享有平等权利，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也必然要求解决好涉及农民工权益的一系列问题。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趋势。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进度和方式不一样，其社会效果也不一样。我国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数量也多，又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中。农民工队伍的出现和壮大，是我国特色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正确抉择和有效途径。很多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的现象在我国不是短期的，而必将是长期的。我们必须顺应工业化、城镇化的客观规律，并从我国国情出发，正确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能否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进程和宏伟目标的实现。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供给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到达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并明确指出，“我国此刻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科学确定。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制定涉及农民工的各项政策。”这些重要论述和要求，为我们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从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正确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感和长期性。
二、解决农民工问题需要把握好的指导原则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事物。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有正确的指导原则。概括地说，既要遵循世界上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又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既要进取解决农民工面临的诸多问题，又要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既要着力完善政策和管理，又要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推动中国特色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稳步健康发展。进一步地说，解决好农民工问题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重要原则：
第一，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就是要尊重和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消除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政策规定和体制性障碍，使他们和城市职工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具体体现，也是现代社会礼貌提高的重要标志。必须在全社会营造理解农民工、尊重农民工、保护农民工的良好氛围。这不仅仅要体此刻涉及农民工的各项政策措施中，也要体此刻各地方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中，还要体此刻用人单位的用人观念和做法中，任何部门、地方和单位都不应有歧视农民工的规定和做法。
第二，强化服务，完善管理。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和改善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努力为农民工供给就业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服务，供给维护合法权益和子女理解教育的服务。在管理方式上实现由防范式管理向服务型管理转变，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实现由单纯面向城镇户籍人口向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常住人口转变。要充分发挥企业、社区和中介组织的作用，使农民工享受应有的公共服务和权利，也使农民工更好地适应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新要求。
第三，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就是实行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相结合。要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搞好科学规划，实行正确的政策措施，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我国国情决定了和规定着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方针，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既要进取引导农民进城务工，又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扩大农村劳动力在当地转移就业。这样，才能确保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防止很多农民盲目涌进城市异常是大城市，避免一些国家出现过的大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和贫富悬殊的现象。
第四，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就是要坚持从各地实际情景出发，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工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国家地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解决农民工问题也必须要研究到各地的差异，不搞一个模式。近些年来，许多部门和地区进行了不少的尝试，积累了有益的经验。要加强对农民工工作的统筹协调和分类指导。输出地和输入地都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工问题。要进取探索保护农民工权益、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流动的有效办法和途径。
第五，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就是既要抓紧解决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又要靠改革和发展，逐步解决涉及农民工利益的深层次问题，构成从根本上保障农民工权益的体制与制度。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也将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长过程。解决农民工问题应当坚持当前和长远相结合，方向性和操作性相统一。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原则、方向和思路，为各地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措施留有空间。
贯彻以上这些原则，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思想，尊重、保护和善待农民工，走中国特色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之路。
三、当前需要着力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
解决农民工问题涉及面广，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当前，异常要抓紧解决涉及农民工利益的一些带普遍性和最现实的问题。
第一，着力解决农民工收入偏低和生产生活条件差的问题。这是农民工最直接的切身利益问题，也是当前农民工反映强烈的问题，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一方面，要从制度机制上杜绝拖欠和克扣工资的现象，经过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做到农民工工资发放月清月结或按劳动合同约定执行，切实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用人单位处罚力度。另一方面，要规范农民工工资管理，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制定和推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逐步改变农民工工资偏低、同工不一样酬的状况。此刻，不少地方在这两个方面都做了进取探索，要认真总结经验，推广成熟做法。同时，要改善农民工生产生活条件，有关部门应切实履行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监管职责，企业必须按规定配备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护设施，强化用人单位职业安全卫生的主体职责。要依法保障农民工的休息权和休假权，监督用人单位严格执行国家关于职工休息休假的规定，对于延长工时和占用休息日、法定假日工作的，必须依法支付加班工资。任何企业都不得压低或变相减少加班时光的工资支付。要多渠道地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保证农民工居住场所贴合基本的卫生和安全标准，经过完善社区文化设施和公共服务，丰富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
第二，加强农民工就业培训和劳动合同管理。关键是要改革城乡分割的就业管理体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为农民工供给平等的就业机会和服务。各地方、各部门要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各种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清理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和行政收费。各级政府都要把帮忙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资料;城市公共职业介绍机构要向农民工开放，免费供给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要依法规范职业中介、劳务派遣和企业招用工行为。要适应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需求，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农民转移就业本事。要严格执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对用人单位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指导与监督，制定和推行规范的劳动合同文本，建立权责明确的劳动关系。任何单位都不得违反劳动约定损害农民工合法权益，异常要依法保护女工和未成年工权益，严格禁止使用童工，对介绍和使用童工的违法行为应从严惩处。
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
第四，改善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农民工输入地政府要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和管理方式，对农民工实行属地管理。要在编制发展规划、制定公共政策、建设公用设施等方面，统筹研究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的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需要，逐步健全覆盖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当前，子女上学是长期在城市工作农民工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输入地政府要承担起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的职责，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列入教育预算，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城市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理解义务教育要与当地学生在收费、管理等方面同等对待，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向农民工子女加收借读费及其他任何费用。输入地政府还要加强农民工疾病预防控制和适龄儿童免疫工作;实行以输入地为主、输出地和输入地协调配合的管理服务体制，全面搞好农民工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
第五，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目前，涉及农民工的侵权案件屡屡发生，由于多种原因使得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作困难重重，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至关重要。要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权利，保障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权利。农民工在评定技术职称、晋升职务、评选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等方面要与城镇职工同等看待。要依法保障农民工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严禁打骂、侮辱农民工的非法行为。要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地、有条件地解决长期在城市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户籍问题。当然，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相对复杂的问题，必须要根据大中小城市的不一样情景，从各地实际情景出发，进取而稳步推进。要加大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执法力度，健全农民工维权举报投诉制度，做好对农民工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应充分发挥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在农民工维权工作中的作用。
第六，大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这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我国庞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指导方针。据调查，目前全国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在县域经济范围内吸纳了65%，主要是在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就业，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省内就地、就近转移的农村劳动力都到达90%左右。实践证明，这种就业模式和途径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必须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扩大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当地转移就业容量。要努力引导相关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增加中西部地区农民在当地就业机会。要大力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仅仅能够帮忙农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增加收入，也利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要提高小城镇产业集聚和人口吸纳本事，鼓励外出务工农民回到小城镇创业和居住。异常要依法保护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益，这是降低农民工在城市失业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七，着力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由于农民工已经并将进一步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支劳动大军的素质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产业素质和竞争力，关系到整个工业化、现代化水平。所以，必须要用极大的努力全面提高农民工素质，包括政治思想素质、业务技能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要在农民工中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农20**年初，国务院领导同志就研究解决农民工问题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国务院研究室牵头，组织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以及部分专家，对农民工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在研究成熟后为国务院制定一个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指导性文件。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实施1年以来，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月均工资比20xx年增加625元，拖欠问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收入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最新情况；调查报告
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没有同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1]。根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的估算，20xx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为1.2亿，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全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多人，成为仅次于农民而多于城市工人的第二大劳动力群体。尽管农民工群体为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一直受到不合理的待遇，存在各种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弱势群体”。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政府在近几年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规定、方针政策，设立了维护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组织和机构，加强了对农民工问题的治理。20xx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国务院意见》),这是国务院首份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综合性文件。《国务院意见》将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升到“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的高度，明确了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比较全面地提出了解决农民工诸问题的思路、任务和具体措施。一年来，《国务院意见》的实施效果如何？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发生了哪些变化？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怎样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20xx年2~3月，武汉大学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在武汉、广州、深圳、东莞和湖北省、河南省等部分农村进行了一次农民工最新情况的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收回问卷812份，有效问卷765份，接受调查的农民工的就业地分布在19个省市、输出地分布在28个省市，涉及农民工的各种问题81个。以期通过调查获得的数据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的调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以及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20xx年的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及其变化，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对《国务院意见》的实施效果做出评价，并提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和政策建议。
1.1农民工的平均年龄略有增加，仍以青壮年为主
在763个样本中，平均年龄为33岁，其中16~25岁的占28.8%,26~30岁的占12.3%,31~40岁的占31.4%,41岁以上的占27.5%。与20xx年相比[2],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提高了4岁，30岁以下的农民工比重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40岁以上的农民工比重增加了近12个百分点。从性别结构看，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低于男性。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1岁，30岁以下的占53.8%;男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4岁，30岁以下的占38.5%。
1.2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
从文化程度看，20xx年初，文盲/半文盲占3.3%,小学文化程度占16.6%,初中文化程度占59.6%,高中/中专文化程度占18.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0.7%。与20xx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相比，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83%下降到80.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17%上升到19.5%。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在本次调查中，农民工的平均文化程度为8.7年，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仍高达80·5%。在对“阻碍你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的回答中，16·4%的农民工认为“文化程度太低”是最主要的障碍，这在所有选项中是最高的。
1.3农民工从事的行业部门有所扩大，但仍以制造业、建筑业为主
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就业部门分布于国民经济的几乎所有部门，但是农民工的就业部门仍然比较集中。在720个样本中，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人数最多，分别占42.1%和36.7%,二者共占78.8%,其次依次是社会服务业占6.4%,批发零售业占4.4%,住宿餐饮业占3.8%,采矿业占2.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0.8%,其他行业占2.4%。与20xx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相比，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逐年上升，且上升幅度也逐年加大。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20xx年占22%,20xx年占占25.2%,20xx年占30.3%,20xx年初达到42.1%;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20xx年占16.6%,20xx年占16.8%,20xx年占22.9%,20xx年初达到36.7%。
调查显示，20xx年初农民工家庭平均年收入18588元，人均收入4408元，其中人均务工收入3314元，人均农业纯收入1094元，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6.7%。根据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20xx年的调查，20xx年，农民工家庭平均年收入16065元，人均收入3587元，其中人均务工收入2681元，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4.9%。与20xx年相比，农民工家庭务工收入有了较快的增长，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成为农民工家庭收入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虽然，农民工家庭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并有68·2%的农民工家庭的经济情况在当地农村居于中等以上，但65.7%的农民工认为其家庭经济状况在打工地居于中下等以下，这种反差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调查表明，中部和西部地区仍然是农民工的主要流出地，而东部地区仍然是主要的输入地。在本次调查中，中西部地区输出的农民工比例为71.4%,比20xx年高出4.4个百分点；[2]57.9%的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就业。虽然农民工的输出输入地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农民工在中部地区就业的比重有所提高。20xx年初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比20xx年的70%下降了12个百分点，而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则较20xx年的14%上升了13个百分点，达到27%。二是跨省、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下降。20xx年跨省和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50%和35%,20xx年初，这一比重分别为48.6%和32.4%,分别下降了1.4和2.6个百分点。
2.1农民工的工资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工资水平仍然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xx-2024年，农民工月均工资由659元上升到780元，增长18.4%。而在20xx年初，农民工月均工资超过1300元，达到1305元，比20xx年增加了625元，增长80·1%,可见20xx年以来，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加快。从各月均收入组看，20xx年初月均800元以下的低收入组的农民工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如月均收入在300~500元的农民工占2·9%,比20xx年下降了14·9个百分点；月均收入在500~800元的农民工占15·6%,比20xx年下降了21·4个百分点。月均800元以上的较高收入组的农民工的比重则大幅度增加，如月均收入在800~1000元的农民工占32·0%,比20xx年提高了15·6个百分点；月均收入在1000~1200元的农民工占13·1%,月均收入在1200~1500元的农民工占17·2%,1500元以上的的农民工占19·2%,三者合计，即1000元以上的农民工达到49·5%,比20xx年提高了28·3个百分点。
虽然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仍显著低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农民工20xx年初的月均工资仅相当于20xx年11月全国职工月均工资的85·4%。此外，20xx年初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5h,大大超过了城镇职工的平均工作时间。如果按20xx年城镇职工每周工作47·8h计算，则20xx年初农民工小时工资仅为20xx年全国职工小时工资的62·8%,农民工的相对工资水平就更低了(20xx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2工资拖欠问题有所缓解，但一些行业和地区工资拖欠问题依然严峻
在此次调查中，65·4%的被调查对象从未被拖欠过工资，18·8%的偶尔被拖欠过工资，15·8%的经常被拖欠工资，人均拖欠工资384元，而且大多数农民工通过与雇主协商等方式已经追回其中的85%。与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20xx年的调查数据相比较，偶尔或经常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降低了13·7个百分点，人均拖欠工资也下降了近600元，追回的工资比例则上升了12·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近两年来，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从行业和地区的工资拖欠情况看，工资拖欠的行业结构基本保持不变，而地区结构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中，建筑业的工资拖欠问题仍然最为严重，制造业次之，服务业最好。在工资拖欠问题最为严重，政府集中治理力度最大的建筑业，工资拖欠的比重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在本次调查中，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仍达到44·5%,比全国平均值高出9·7个百分点。在服务业，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占19·4%,比全国低15·2个百分点。从农民工输入地的地区结构看，作为农民工最为集中的东部地区，是拖欠农民工工资最严重的地区，因而也一直是政府治理的重点地区。从本次调查的结果看，这种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西部地区已经超过东部成为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东部地区则成为程度最轻的地区。在西部地区，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达到58·3%,比全国平均高出23·7个百分点；而在东部地区，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比全国低2·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的情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比全国高出2·3个百分点。
调查显示，有17·4%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政府组织，7·0%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职业介绍机构，而这一比例在20xx年分别为1·9%和12·6%,两者合计共提高了9·9个百分点。表明农民工就业的组织化程度有所提高，政府提供的就业服务有所改善。但是农民工的非正式信息渠道和就业途径仍然居于主导地位。20xx年初，75·6%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没有使用过政府组织和职业介绍机构，85·4%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82·3%的'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依靠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只有4·2%的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通过职业介绍机构和政府组织，5·8%的农民工则是将街上张贴的招工广告作为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而上述对农民工找到工作最有帮助的信息渠道与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基本上一致。由于缺乏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的帮助和政府与职业介绍机构的依靠，仍有11·6%的农民工认为找工作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就业信息和没有人帮助。
调查显示，使用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时间，81·6%的是在1周以内，11·7%的是在1个月内，6·6%的是在1个月以上，而未使用过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时间，这一比例分别为70·4%、17·6%和12·0%。虽然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比不使用个人关系能够更快地找到工作，但是通过政府组织、职业介绍机构、报纸电视等媒体以及人才市场等正式渠道获取工作信息或找到工作的农民工的平均工资，要高于通过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和街上张贴的招工广告等非正式渠道获取工作信息或找到工作的农民工。在本次调查中，前者的月均工资为1348元，后者的月均工资为1267元，前者比后者高出81元。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了类似的结论[2]。那么以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为打工主要目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为什么不愿意选择能够给他们带来较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政府组织或职业介绍机构呢？主要原因是相关组织机构宣传、服务的不到位以及这两种方式本身的不规范、不完善，导致农民工不得已而选择其他的非正式途径。在本次调查中，6·8%的农民工认为以上两种途径费用太高，26·6%的农民工对以上两种途径缺乏信任，害怕被骗，13·0%的农民工仍然不知道利用以上两种途径，53·6%是由于有了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的介绍等原因而放弃使用以上两种途径。
2.4农民工超时加班现象依然严重，大部分农民工享受不到法定休息日
调查显示，20xx年初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每周平均6·5天，每天平均10·0h,比20xx年3月的每周平均6·6天和每天平均10·01h略有下降，但大大高于城镇职工的平均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超时加班就成为农民工工作的常态。60·9%的农民工表示他们要经常加班，54·1%的农民工表示在节假日不能得到休息。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是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很多工种岗位具有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特点，超时加班工作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虽然农民工要经常加班，以牺牲健康权和休息权为代价，但是很多农民工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在经常加班的农民工中，有40·6%的没有加班费。在节假日的加班中，更有60·1%的没有加班费。
2.5虽然农民工对企业和工种岗位的满意度较高，但农民工的社会满意度较低
20xx年初，农民工对目前打工的企业和工种岗位的评价较好，满意度较高。在农民工对打工单位的评价中，对打工单位“很满意”的占5·2%,“较满意”的占25·3%,“一般”的占52·5%,“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仅占14·6%和2·4%。农民工对目前的工种岗位感到“很理想”的占5·4%,“较好”的占29·7%,“一般”的占49·5%,“较差”和“很差”的仅占12·8%和2·6%。与20xx年相比，农民工对企业和工种岗位的满意度都有所提高。从社会地位方面看，65·7%的农民工认为其家庭经济状况在打工地居于中下等以下，47·6%的农民工认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般，20·3%的被访者感觉社会地位不高，个人尊严方面曾经受到过伤害，9·6%的农民工担心受城里人的歧视。
2.6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和实际参保率有所提高，但仍存在许多制约因素
与20xx年相比，20xx年初，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和实际参保率均有所提高。20xx年初，有66·5%的农民工表示愿意参加社会保障，比20xx年的参保意愿提高了11·5个百分点；实际参加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农民工分别占总人数的26·2%,8·0%,13·0%和4·8%,比20xx年分别提高了19·8,6·2,11·2和4·1个百分点。说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程度依然很低，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和实际参保率都有待提高。
2.7尽管大部分农民工愿意市民化，但他们融入城市仍存在很大的障碍和困难
只有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才算完成，只有尽可能多的农民工成为市民，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格局才能改变，农民工问题才能最终消失，“三农”问题也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从目前的情况看，虽然大部分农民工愿意脱离农村、实现市民化，而且这种愿望还在增强，但是他们融入城市仍存在很大障碍和困难。在接受调查的757位农民工中，在条件或政策许可的情况下，67·8%的希望脱离农村，成为真正的市民，这一比例比20xx年提高了13·3个百分点；不希望脱离农村，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仅占32·2%。农民工希望成为市民的原因主要是城乡在收入和生活水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以及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差距。调查显示，在农民工希望成为市民的最主要的原因中，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城里人收入高，生活更好”、“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农民负担太重”、“农民社会地位太低”,分别占33·7%,21·0%,13·9%,10·6%(见表1)。农民工不希望成为市民的原因主要来自城市的工作、生活压力和风险。农民工不希望成为城里人的原因中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城市压力大，不如农村生活舒适”、“城市就业风险大，害怕失业后生活没有保障”、“城市房价太高，买不起住房”、“城市生活费用太高”,分别占22·7%,21·9%,14·6%,11·2%(见表2)。
尽管大部分农民工希望脱离农村，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在694个样本中，87·0%的农民工认为还没有成为市民，5·8%的农民工不清楚自己是否已经成为市民，只有7·2%的农民工认为已经成为市民政策性因素是阻碍农民工成为市民的最主要原因。在没有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中，25·6%的认为是政策原因造成的，只有11·3%的是不愿意成为市民。此外，虽然有63·1%农民工的认为是自身还不具备成为市民的条件，但这并不是说这部分农民工真的不能在城市生活下去，而是恰恰反映了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政府对农民工成为市民的条件要求过高，从而农民工也按照政府的标准来审视自身的条件。在农民工认为成为市民的最主要标志中，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取得了城市户口”和“在城市购买了住房”,分别占37·9%,25·6%和17·7%。这些成为市民的标志或条件本身就是由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政策设置的，在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政策背景下，农民工确实很难具备这些条件。在影响农民工成为市民的因素中，92·3%的农民工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市过高的房价，还有6·6%的农民工认为是农村土地制度。
一、农民工追讨工资的件次及维权方式发生变化 20xx年“两节”期间，农民工到因农民工工资未及时支付个访、集访共20余件次，涉及金额1201.1万元。20xx年“两节”期间与去年同期相比投诉率上升了15.9%，金额上升10.8%，人数上升51.7%。不包括农民工到区城乡建设委，区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投诉的农民工问题，堵高速路口等方式，在城区发生一次。城区堵交通干道的行为在北环路，三环路数次发生，同邦。国际城数次发生民工拉标语、敲盆子等方式上街游行。
二、工程领域普遍存在此类现象
其中工程项目有政府项目，也有私营工程，如示范街道及背街小巷改造提升工程，房地产开发工程，工业园区厂房建设工程，巴渝民居改造工程，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就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会议要求各融资平台，国有公司，行业主管单位等要及时监督，按照“业主负责、属地管理、行业主管、部门联动”等方式保证工资按时发放。层层建立预警排查机制，层层落实责任制，层层落实专人，筹集应急资金，及时发现和妥善解决工程款及民工工资支付投诉问题。
三、存在的原因
有房地产开发项目受国家政策调控影响，也有融资市场的限制，支付压力逐渐加大，有个别劳务公司恶意欠薪，或者劳务公司因工程接近收尾，以追讨工资为名，雇请民工帮忙追讨保证金及工程尾款等行为。
根据20xx年“两节”期间信访反映出来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项目资金不到位。因银行银根一度紧缩，使得资金融资难，筹集资金不到位。在项目施工过程中，资金跟不上建设的进度，到了支付工程款的时间或结点，建设单位无资金来支付进度款、结点款。由此直接给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以及劳务班组造成巨大的支付压力，或以各种借口不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导致农民工工资支付矛盾纠纷增多。
（二）是合同履约难度大。按合同约定执行是整个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也是日常管理工作的依据。一方面，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在选择施工企业，施工企业在选择专业承包企业或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在选择劳务班组的时候，由于这些企业的实力和信誉度参差不齐。实力雄厚和信誉度好的企业都能严格履行合同，也能顺利应对市场中的各种风险。遇到经济实力差和信誉度差的企业，他们会以各种形式和方法给建设单位或施工企业或劳务公司施加压力，逼迫建设单位或施工企业或劳务公司提前履约支付款项。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劳务分包合同、劳动用工合同签订不规范，甚至有的工程项目根本就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只有口头约定。导致争议、纠纷不断，给处理这方面的信访问题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三）工资监管力度差。目前，建设行业农民工工资支付程序主要是建设单位支付给施工总承包方、施工总承包支付给劳务分包、劳务分包支付给民工班组、民工班组支付给农民工。部分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劳务分包在划拨工程款时，未遵循优先保证农民工工资的原则。即使建设单位在已按合同给定支付工程款后，下属分包单位未直接支付给民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隐患仍然存在。从中反映出工程项目对农民工工资监管乏力。
（四）建设秩序不规范。部分项目在施工管理过程中，施工管理人员配备不齐，管理制度不健全、责任未细化不明确。工程项目管理不力，导致工程款结算和农民工工资支付中诱发争议和矛盾纠纷较多。
四、工作建议
（一）是加强项目资金监管。为了杜绝和减少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拖欠事件的发生，积极探索防止拖欠的方法及措施。从源头上防止拖欠。严格执行项目资金和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对资金达不到规定比例或后续资金没有保障的经营性工程项目、房地产开发项目，坚决不予颁发《施工许可证》，不批准其开工建设。对拖欠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的工程，不予竣工验收备案。全区各类工程项目的主管部门，要尽快成立处理民工工资应急方案，及时发现和妥善解决民工工资投诉问题。
（二)是落实工程建设信用评价体系。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认真落实建设领域“工程建设信用评价体系”，利用“市场评价”、“安全生产”、“工程质量”、“合同履约”、“市场行为”四个评价体系，重点是参建单位的“合同履约”情况。采取房屋建筑多层不得少于2次评价(即基础完成评价一次、主体封顶评价一次），高层不得少于3次评价（即基础完成评价一次、主体完成一半评价一次、主体封顶评价一次）；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采取建设进度过半一次，结束一次，加强对我区在建工程项目的动态监管。对存在有农民工工资支付拖欠行为的工程项目，立即责令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力的工程项目，采取建管、质量、安全、造价管理科室、站、所联动，限制该工程活动的继续进行。
（三）是健全农民工用工体系。区人社局要积极探索农民工用工实名制管理制度，切实加大对农民工用工情况、用工合同签订的动态监督管理力度，随时掌握工程各阶段、各工种的农民工用工情况。切实有效地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对农民工工资支付实行“月结月清”制度，农民工工资支付由建设单位和用工单位负责落实专人监管。农民工工资发放情况，每月由用工单位以工资名册的形式向区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报送备案。
主管部门是加强对施工合同及履约情况的监管，合同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均表现在对合同的事后监督，通过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方式对合同备案后的履行情况进行检查，及早发现未按照合同进行履约的情况，避免造成承发包双方的扯皮事件，即时予以纠正，避免更大的损失，维护合同双方的利益，对不按照合同执行的主体应视情况给与一定的处罚。再次，涉及施工现场的管理部门，要强化施工现场的监管，重点是管理人员的到位情况、从业人员持资格证上岗情况、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现场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监管。
（五）是落实清欠工作责任制。清欠工作在今后几年的工作中任务非常艰巨，是关系我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区委、政府一定要把他摆到重要的工作日程上来抓。必须进一步完善健全清欠机制，以目前已经建立的清欠机制为基础，以《刑法修正案》第四十一条规定支撑，以打击恶意欠薪和恶意讨薪为重点，以“业主负责、属地管理、行业主管、部门联动”为原则，层层落实责任，落实专人，继续推进清欠工作。特别是要加强融资的力度，确保工程项目资金到位，切实维护的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有房地产开发项目受国家政策调控影响，也有融资市场的限制，支付压力逐渐加大，有个别劳务公司恶意欠薪，或者劳务公司因工程接近收尾，以追讨工资为名，雇请民工帮忙追讨保证金及工程尾款等行为。
根据20**年“两节”期间信访反映出来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项目资金不到位。因银行银根一度紧缩，使得资金融资难，筹集资金不到位。在项目施工过程中，资金跟不上建设的进度，到了支付工程款的时间或结点，建设单位无资金来支付进度款、结点款。由此直接给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以及劳务班组造成巨大的支付压力，或以各种借口不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导致农民工工资支付矛盾纠纷增多。
（二）是合同履约难度大。按合同约定执行是整个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也是日常管理工作的依据。一方面，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在选择施工企业，施工企业在选择专业承包企业或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在选择劳务班组的时候，由于这些企业的实力和信誉度参差不齐。实力雄厚和信誉度好的企业都能严格履行合同，也能顺利应对市场中的各种风险。遇到经济实力差和信誉度差的企业，他们会以各种形式和方法给建设单位或施工企业或劳务公司施加压力，逼迫建设单位或施工企业或劳务公司提前履约支付款项。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劳务分包合同、劳动用工合同签订不规范，甚至有的工程项目根本就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只有口头约定。导致争议、纠纷不断，给处理这方面的信访问题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三）工资监管力度差。目前，建设行业农民工工资支付程序主要是建设单位支付给施工总承包方、施工总承包支付给劳务分包、劳务分包支付给民工班组、民工班组支付给农民工。部分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劳务分包在划拨工程款时，未遵循优先保证农民工工资的原则。即使建设单位在已按合同给定支付工程款后，下属分包单位未直接支付给民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隐患仍然存在。从中反映出工程项目对农民工工资监管乏力。
（四）建设秩序不规范。部分项目在施工管理过程中，施工管理人员配备不齐，管理制度不健全、责任未细化不明确。工程项目管理不力，导致工程款结算和农民工工资支付中诱发争议和矛盾纠纷较多。
20**年“两节”期间，农民工到因农民工工资未及时支付个访、集访共20余件次，涉及金额1201。1万元。20**年“两节”期间与去年同期相比投诉率上升了15。9%，金额上升10。8%，人数上升51。7%。不包括农民工到区城乡建设委，堵高速路口等方式，在城区发生一次。城区堵交通干道的行为在北环路，三环路数次发生，同邦。国际城数次发生民工拉标语、敲盆子等方式上街游行。
浙江省是吸纳农民工就业的大省。根据省统计局20xx年统计数据显示，浙江省农民工总数已达1783万，其中本省农民工约1260万，外省农民工约523万，农民工已经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准确把握浙江农民工就业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政策制度和服务体系，对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20xx年，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对浙江七市十县区、市的劳动力市场和百余家企业、20xx余名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为确保问卷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本次调研采取了现场填写、现场回收问卷的方式，共发放问卷2100份，回收2100份，获得有效问卷1915份，回收率与有效率分别为100%和91.19%。现根据本次调查结果及相关资料，对浙江省农民工就业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就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从性别看，男性多于女性，且随着年龄增长，男性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受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观念影响，外出务工人员的男性比重高于女性男性59.5%，女性40.5%，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女性农民工逐步回归家庭，男性与女性的性别比重差距呈剪刀式不断扩大如图。另外，由于浙江省纺织服装业比较发达，这些行业主要需要年纪轻、反应快的女性从业，因此，在女性农民工中16-23周岁的女性比重较高，达40.1%，与同龄的男性农民工相比，其比重也高于男性农民工。
年龄结构青壮年居多，学历以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为主。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50.3%的农民工学历为初中，31.9%为高中或职高。较低的文化水平使大多数农民工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劳动，较少从事脑力劳动，不得不吃“青春饭”。在流动就业的农民工中，63.9%年龄在30岁以下，40岁以上的农民工不到10%，以青壮年居多。另外，在16-23周岁的农民工中，60.3%为初中以下学历，这些人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思想单纯、社会经验少，且多数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流水线上工作，只能机械地重复某种单一的动作，难以学到新的知识和技能，无法提高自己的就业层次和可持续性。
“晚婚”现象较为普遍，四成已婚农民工家里有“留守儿童”。浙江流动就业的已婚农民工比重较低，只有52.5%的农民工已婚。根据有关调查，全国外出农民工婚姻结构基本呈现“三七开”。与全国水平相比，差距较大，这主要源于浙江省16-23周岁的农民工未婚比重较高，为89.6%，24-30周岁之间未婚农民工比重也高达48.8%。说明农民工在流动就业过程，不断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从乡土到城市的转变，很多农民工摒弃了农村传统的“早婚”观念。在已婚的农民工中，全家都搬到城里的占28.8%，43.3%的人夫妻在城里，孩子在老家，两地分居的现象较少，但“留守儿童”现象比较普遍。
外省农民工主要来自于安徽、江西、四川等地。安徽、江西两省与浙江毗邻，成为浙江外来农民工的主要输出地，在外省农民工中，户籍为安徽的占20.82%，江西的占13.3%。其次是四川、河南、湖北、湖南等地的农民工所占比重较高，依次为12.0%、10.1%、8.6%、7.4%；江苏、贵州、山东、陕西、重庆户籍的农民工所占比例依次为4.8%、4.4%、2.8%、2.6%、2.4%。
。根据调查，目前浙江农民工求职信息“老乡”、亲戚介绍的占41.1%；通过市县劳动力市场了解住处的占17.2%；通过当地政府的劳动管理站了解住处的占12.0%；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了解招聘信息的占3.3%；而毫无目的，随意闯荡的占9.0%。
外出动机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随着城乡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原因和动机不再仅仅是单纯的赚钱，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学技术、见世面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尤其是16-23周岁的农民工，为寻求发展机会而外出就业的比重为33.3%，见世面的占11.3%，想学技术的占11.1%。
劳动关系日趋稳定，多数农民工想扎根城市。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年为单位在城乡和地区之间流动，这种“候鸟式”流动就业的模式影响了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但根据调查数据显示，两年内平均每位农民工转换工作在1.08次左右，46.2%的农民工没有转换过工作，大多数农民工春节后仍然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劳动关系日趋稳定。在未来打算方面，只有20.6%的农民工明确表示要回家，并且30岁以下农民工明确打算回家的比例更低，说明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已不愿再退回农村当农民，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永远留在城镇，成为城镇居民的一部分。
注重就业质量的提高，失业期间依靠积蓄维持生活。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正视自身的价值，在工作中不仅仅局限于对收入的追求，更注重自身的发展，对职业生涯规划有较强意识。在有转换工作经历的农民工中，35.5%是想找一个更能发挥自己特长的单位，由于工资太低转换工作的农民工占46.4%。在失业期间，55.3%的农(民工依靠以前赚的钱来维持生活；17.1%的农民工依靠亲戚朋友的帮助；13.6%的农民工靠打些零工；依靠社会救助和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仅占2.8%。失业保障不足，使农民工失业后承受着比当地人更大的经济、社会、心理压力，因此大多数农民工通常是“骑驴找马”，失业期较短，88.3%的人在两个月内可找到下一个工作。
收入水平稳步增长，拖欠工资现象依然存在。近年来，浙江省农民工就业环境日益改善，农民工收入水平总体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目前，浙江省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1218元，比全国966元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20xx的平均水平高出252元。但值得注意的是，仍有25.2%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在拖欠工资方面，有4.8%的农民工经常被拖欠工资，尤其是建筑业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的现象比较严重，只有39.8%的人能按时领到工资。
劳动时间总体较长，大多数能获得加班工资。《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但调查显示，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及以下的农民工仅占37.6%。大多数农民工不仅每天工作时间较长，而且难以享受到正常的双休日，26.7%的农民工每月只能休息1-2天，还有19.8%的农民工根本没有休息日。对于超时工作，69.9%的农民工表示能得到加班工资，当问及他们的加班意愿时，70.2%的农民工表示加班加点是出于自愿。这一方面是由于超时工作可以获得更多收入，另一方面是因为多数农民工业余生活比较贫乏、单一，与其在家睡觉，还不如多赚点钱。这说明，当前浙江省大多数农民工依然处于较低的需求层次，为了获取更高的收入，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部分休息权。
社会保险在省际间转移较难有关。
职业安全教育还存在较大不足，女性农民工缺乏特殊保护。《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对劳动者进行劳动安全卫生教育，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但通过调查，参加过所在用人单位为其组织的岗位安全培训的农民工仅占63.1%。企业不仅在职业安全教育方面存在较大不足，在劳动防护方面也缺乏重视，仅有47.5%的农民工能够按时领到用人单位发放的劳动防护用品，68.2%的女性农民工在“三期”没有得到应有的 特殊保护。农民工大多数从事重、脏、苦、险等工作，不进行必要的职业安全教育、不配备必需的安全防护用品和提供必需的特殊保护，很大程度地提高了职业病和工伤事故的发生率。
劳动合同签订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受劳动合同约束。劳动合同在农民工维权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普遍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调查，全国79.3%的外出农民工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浙江省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占49.4%，与全国水平相比，签订率较高。部分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一方面是因为一些用人单位存在着用工管理不规范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一些农民工在主观上不想签劳动合同。数据显示，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中，有44.9%的农民工由于担心受到约束等原因自己不想签订劳动合同，尤其是16-23周岁的新生代农民工，有59.8%不愿意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社会地位不断提高，部分农民工已加入工会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对农民工自身的维权有着重要的意义。根据调查，农民工不再被工会组织拒之门外，21.0%的农民工加入了工会。另外，农民工地位不断提高，选举权也得到重视，进城后参加过选举的农民工占19.0%，而且参加过选举的人中，有12.
8%参加的是务工所在地城市居委会选举和人大代表的选举。
工资水平偏低，生活成本相对较高。浙江省20xx年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是25572元，而农民工的平均年收入仅为14613元，前者是后者的1.75倍，收入差距较大。低工资水平伴随的是较低的生活支出，农民工在打工地平均年消费仅为7812元，而浙江20xx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2254元，是农民工人均消费的1.57倍，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可想而知。但与其他省市相比，浙江省农民工生活成本仍然较高，消费成本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0.6%，而收入水平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6.1%。表面上，浙江省农民工在收入上优于其他省市就业的农民工，但实际上，一方面，浙江省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相比，处于“低收入、低支出、低生活水平”的“三低”状态，在与周围的居民进行比较时，容易形成极大的心理落差；另一方面，与其他省市的农民工相比，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省市。因此，仅从经济收益的角度看，浙江省在吸引农民工就业方面并不具备足够的优势。
整体素质不高，“眼高手低”就业难。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数为10.04年，大多数缺乏专业技术技能，且不愿意或无经济能力参加收费的培训项目，仅有14.4%的农民工愿意参加自费的培训，愿意参加的人中72.1%的人只愿意承担300元以下的培训费用。虽然自身素质不高，并且较少参加职业培训，但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工资的收入、环境要求却越来越高，他们希望能像“城里人”一样体面的工作、体面的生活，并且定居在城里。自身的能力限制了农民工良好愿望的实现，43.2%的农民工在转换工作中需要1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找到下一个工作，11.7%甚至需要3个月以上的时间。
超时工作，业余生活单调。58.4%的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原因和动机是赚钱，因此，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农民工和能获得加班工资的农民工有较强的加班意愿，而且随着加班工资支付的标准越高，农民工加班的意愿越高。高强度、长时间的透支体力工作，对身心的损伤是显而易见的。在较少的空余时间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也未得到重视，看电视和睡觉成为他们最主要的休闲方式，居住环境也差强人意，大多数人居住在用人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和出租房内，农民工疲惫的身心难以得到有效的调整和恢复。
注重短期利益，忽视长期保障。在一些农民工眼中，外出就业只是“权宜之计”，40岁以上的农民工仅占9.2%，大多数人未等到法定退休年龄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因此，农民工比较注重近期内的经济收益，较少考虑工作的稳定性、长期性和未来养老等问题。在未参保的农民工中，仅有13.2%是因为用人单位不给参保而未参保，即便是不需要农民工缴费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也没有得到农民工的重视。在劳动合同签订方面，部分农民工因不想受到约束，担心影响自己转换工作而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对于农民工来讲，一些保障有如一把“双刃剑”，虽是保障，但也是一种束缚或经济负担。
子女就学难，家庭教育缺失。农民工外出就业，使子女教育处于“两难”的境地：如果随父母到务工地就读，一方面由于户籍限制，不得不缴纳一定金额的借读费，而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父母流动性较高，其子女不得不成为“流动儿童”，接受教育的连续性成了很大问题；如果在老家就读，则要与父母长年分离成为“留守儿童”，父母作为子女的第一监护人，在子女成长中长期缺位，无法实现持续的家庭教育，对子女的学习和心理健康都极为不利。
居城市难以逾越的鸿沟。另外，在择偶方面，仅有18.4%的人希望在城里找配偶。可见，农民工无论是在经济能力上，还是在心理上仍不具备在城里定居的条件。
改革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浙江省到20xx年底将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实行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但长期以来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难以完全从二元结构中走出来，几十年形成的思维惯性使农民工难以彻底摆脱户籍身份制的阴影。因此，应该加快城乡统筹步伐，彻底清除一切对农(民工的排斥与歧视性制度，使农民工依法获得普通劳动者的平等合法身份，在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里人”一样享有同等的待遇，在公平的环境中自由地流动和择业。甚至可以考虑为农民工建立档案制度，树立农民工“职业人”意识，从主观上延长职业生涯，一直工作到退休年龄，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加强农民工培训，提高农民工综合素质。农民工整体素质不高，是造成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就业能力和维权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对农民工进行培训，要城乡并举，各级政府把关注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当作大事来抓，继续大力抓好“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大力发展面向农村、城乡互动的职业教育。浙江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可率先在农村推行“9+2”义务教育，即对未升入初中的毕业生根据就业意向，自愿选择专业，免费参加2年职业技能教育，取得相应的职业技能资格。加大政府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经费的投入，减轻农民工经济负担，并积极推广岗位技能工资制和技工奖励制度，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工参加培训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
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建立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用工单位是农民工的劳动场所，是农民工权益被侵害最直接、最主要的环节。有必要针对当前农民工用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全省集中一段时间，组织相应力量，通过大规模的宣传和培训，督促推动用人单位全面建立、完善劳动用工管理制度，包括依法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完善劳动合同履约制度，同工同酬制度，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经济补偿制度，集体协商制度等，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就业平等权、劳动报酬权、社会保障权、职业安全权等基本权益的落实。
构建浙江大社保体系，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农民工流动性大，未来趋向的不确定性，以及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决定了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复杂性。如果在现有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再建立一个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会增加管理成本，还有背于农民工未来融入城市的发展趋势。浙江省提出的“大社保体系”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这个“大”，不仅体现在保障项目的广度上，也体现在保障对象和范围的宽度上，即全民大社保。当前应该着重抓紧农民工的工伤、医疗含女工生育和养老保障制度的落实，并积极探索城镇养老、医疗保险与农村养老、合作医疗的衔接方式与渠道，赋予农民工自主选择权，解决他们养老、医疗问题。此外，还要研究解决一方面用工单位认为社会保险费率过高、负担重，另一方面存在缴费基数不实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会影响用人单位的参保积极性，还会给市场公平竞争带来挑战。
法律法规的落实，积极做好配合 国家《劳动合同法》、《促进就业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陆续出台后的宣传贯彻工作，主动调整清理和修订妨碍农民工享受平等权益的各种地方性法规政策。同时，针对浙江实际，按照平等、公正、共享的原则，加快制订和建立适用所有劳动者群体权益的地方性法规政策体系。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严厉处罚侵害农民工权益的违法行为，坚决杜绝用人单位违法使用童工、恶意拖欠克扣工资、违章盲目指挥生产、逃避社会责任等现象。建立农民工维权长效机制，畅通农民工维权诉求渠道，认真和推广义乌等地维权的经验和做法。加大对农民工法律援助力度，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维权中的重要作用。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成长，构建共融和谐社会。第二代农民工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从跨出农村的那一天起，就不准备回到农村去，如果无法融入到城市，长期在现实中找不到理想位置，就会有被社会边缘化的危险，将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影响。因此，解决农民工问题，当前应有针对性地把第二代农民工问题作为重点，要认真研究，真正知道他们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多关心他们的成长，找出他们理想与现实中的差距及存在差距的原因，帮助他们切实解决问题。当前除了关心农民工的经济利益外，要从社会公平公正出发，关心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社会地位平等、民主政治权力等，让他们能在居住的城市真正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当选人民代表和进入政府、社区管理层；完善相应的人民团体制度，通过加入工会等组织，积极参与民主管理，使他们最终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实现新城市人的目标。这也是构建共融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
4月27日讯国家统计局网站27日公布20xx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报告显示，20xx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增加528万人，增长3.4%。
（一）农民工数量继续增长，总量达25278万人
据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xx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增加528万人，增长3.4%。住户中外出农民工12584万人，比上年增加320万人，增长2.6%；举家外出农民工3279万人，增加208万人，增长6.8%。本地农民工9415万人，增加527万人，增长5.9%。
（二）中西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快于东部地区
从输出地看，东部地区农民工10790万人，比上年增加323万人，增长3.1%，东部地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42.7%；中部地区农民工7942万人，比上年增加323万人，增长4.2%，中部地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31.4%；西部地区农民工6546万人，比上年增加409万人，增长6.7%，西部地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25.9%。
（一）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增长较快，中西部地区对农民工的吸纳能力进一步增强
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4438万人，比上年增加334万人，增长8.1%，占农民工总量的17.6%，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4215万人，比上年增加370万人，增长9.6%，占农民工总量的16.7%，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分省看，就业地区主要分布在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省，这4个省吸纳的农民工占到全国农民工总数的近一半。
（二）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比重继续下降
在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5828万人，比上年增加18万人，增长0.3%，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5072万人，比上年增加7.4万人，增长0.1%，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增加数量和增幅均明显低于上年水平。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分别占全国农民工的23.1%和20.1%，分别比上年下降0.9和0.8个百分点。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工资水平趋同，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对农民工的就业吸引力在逐步下降。
（三）跨省外出的农民工数量减少，农民工以跨省外出为主的格局改变
在外出农民工中，在省内务工的农民工8390万人，比上年增加772万人，增长10.1%，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52.9%；在省外务工的农民工7473万人，比上年减少244万人，下降3.2%，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47.1%。在省内务工的比重比上年上升3.2个百分点。20xx年，去省外务工人数减少，改变了多年来跨省外出农民工比重大于省内务工比重的格局。
（四）外出农民工仍主要流向地级以上大中城市
从外出农民工就业的地点看，在直辖市务工的占10.3%，在省会城市务工的占20.5%，在地级市务工的占33.9%，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
（一）农民工以男性为主，年长农民工比重逐年增加
分性别看，男性农民工占65.9%，女性占34.1%；分年龄段看，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16-20岁占6.3%，21-30岁占32.7%，31-40岁占22.7%，41-50岁占24.0%，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调查资料显示，4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逐年上升，由2024年的30.0%上升到20xx年的38.3%，三年中农民工平均年龄也由34岁上升到36岁。
尽管每年农村新增劳动力主要会加入到农民工的行列中，但农民工年龄结构的变化，也说明农民工的“无限供给”状况在改变。
（二）年龄和家庭对农民工的空间流动有很大的影响
农民工中已婚者占73.4%，其中，本地农民工已婚者占90.2%，远高于外出农民工已婚者58.2%的比例，这主要是由于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高出外出农民工12岁，本地农民工中40岁以上的占60.4%，而外出农民工40岁以上仅占18.2%。这反映了已婚、年纪较大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就近就地转移，大龄农民工不仅外出缺少竞争力，而且需要照顾家庭，这使得他们的外出积极性减弱。
（三）农民工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青年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文化程度相对较高
在农民工中，文盲占1.5%，小学文化程度占14.4%，初中文化程度占61.1%，高中文化程度占13.2%，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9.8%。外出农民工和年轻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分别占88.4%和93.8%。
外出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本地农民工，青年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最高，也是最具潜力的农民工群体。
（四）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多数，青年农民工更倾向参加非农职业技能培训
在农民工中，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占10.5%，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26.2%，既没有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也没有参加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68.8%。
青年农民工接受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要高于年长的农民工；与此相反，年长的农民工接受农业技术培训的比例要高于青年农民工，年龄层次越低，接受农业技术培训的比例也越低，这说明青年农民工正逐渐丧失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
（一）农民工从业仍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从事建筑业的比重明显提高
在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的比重最大，占36.0%，其次是建筑业占17.7%，服务业占12.2%，批发零售业占10.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6.6%，住宿餐饮业占5.3%。从近几年调查数据看，变化较明显的是建筑业，农民工从事建筑业的比重在逐年递增，从2024年的13.8%上升到17.7%，从事制造业的比重则趋于下降。
（二）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以制造业为主，但比重下降
从农民工的从业地区看，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以从事制造业为主，占44.8%，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比重分别为23.0%和15.4%，比上年上升0.6和0.4个百分点。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密集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农民工在不同地区就业结构将继续发生变化。
（三）受雇人员的增长快于自营人员的增长，自营比重下降
在外出农民工中，受雇人员占94.8%，自营人员占5.2%；在本地农民工中，受雇人员占71.9%，自营人员占28.1%。自营人员主要从事批发零售业，占39.2%；其次是从事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占17.8%。近几年，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中自营人员所占比重均呈下降趋势，20xx年，本地受雇人员和外出受雇人员分别比上年增长9.4%和4.4%，本地自营和外出自营分别比上年减少2.1%和11.8%。
（四）农民工就业稳定性随年龄增长逐步提高
在外出农民工中，初次外出的平均年龄为26.7岁。从事现职的平均时间为2.7年，从事现职累计不满1年的占22.7%，1-2年的占43.1%，3-5年的占20.9%，5年以上的占13.3%。从不同年龄组来看，16-20岁年龄组中从事现职5年以上的占1.3%，21-30岁的占7.6%，31-40岁的占22.3%，41-50岁的占24.5%。
50岁以上的占21.9%，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业的稳定性也提高。从从事的工作种类看，企业管理人员、个体经营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现职累计时间在5年以上的比重要明显高于服务业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和区依法治办的支持下，我区的农民工维权工作成效显著，农民工维权水平不断提升，为进一步做好农民工维权工作，我局对我区的农民工维权中心建设情况积极组织调研，现就我区农民工维权中心建设情况报告如下：
我局根据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建立健全市县两级六大维权中心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文件精神要求，及时成立了农民工维权中心，由局主要领导担任中心主任，分管领导担任副主任，劳动大队及各相关处室负责人为成员，中心办公室设在劳动保障大队，具体负责农民工维权日常工作，构建了“主要领导总负责、分管领导具体抓、责任到科室、落实到人头”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格局。我局制定了农民工维权中心的工作制度，完善了组织网络，落实了人员和工作职责，加强了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建设。
农民工维权中心设在我局社会保障大厅，依托大厅提供的综合服务，积极对求职的农民工和其他劳动者开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劳动法律法规的宣传，20xx年以来，分发法律法规宣传资料和农民工维权手册计1万余份。做好立案前的政策咨询，为农民工提供准确的法律辅导，并注意在咨询后开展分析判断，加强预警，对事态严重的苗头及时稳定农民工情绪，进一步协调处理。实行庭前与庭上调解相结合方式，力求通过调解尽快化解农民工劳资双方矛盾，让农民工合法权益得以尽快实现。积极沟通劳动大队、劳动争议仲裁院，为农民工维权开通“绿色通道”，成立以来，接待来访的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计1万余人，参与或组织调解农民工维权案件578件。同时，加强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全力化解各类涉法纠纷。
（一）农民工维权中心还需加强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协调。我区的农民工多集中于建筑施工企业，全国各工法院在审理民工案件中也发现，目前仍有部门企业没有按《劳动法》规定的“按月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且此类案件往往集中在农民工返家之前（多为春节），而且金额较大，人数众多，处理难度相对较大。农民工维权中心在处理此类维权案件时，需要与劳动大队、劳动争议仲裁院、住建部门、法院、信访等部门加强沟通，力争解答清楚，使当事人法律关系清、权利义务清、维权的途径方法清，能够先行稳定劳动者的激动情绪，从而促进案件的顺利解决。
（二）农民工自我保护意识差、维权意识不高，对农民工维权中心的法律宣传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民工问题往往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同时，这类案件具有政策性强、矛盾集中的特点，稍有不慎就可能激化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但是，农民工相对文化素质低，不知晓或不明白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由此，经常出现：求职前对于自身权益不了解，求职过程中不注意保存工作证据，权益受到侵害后缺乏直接证据证明。针对上述情况，农民工维权中心的法律法规宣传需要一个更为有效和简易的方式或平台，使农民工对于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知晓的更多，理解的更为透彻。
（三）农民工维权中心在农民工群体中的认同感还有待加强。劳动争议发生后，劳动者可以选择工会、企业、村（居）进行调解，可以到劳动大队投诉、劳动争议仲裁院仲裁、法院起诉，甚至去信访部门上访或者寻求媒体的帮助，而我区的农民工维权中心成立时间不长，农民工们对于农民工维权中心的工作范围、工作职责并不是很了解，对农民工维权中心处理问题的能力也会有所疑惑，对于农民工维权中心的信任感还需要我们在日常宣传和工作中慢慢积累。
1、多部门联合，建立建立和完善长效工作机制。采取由区农民工维权中心牵头，人社局、住建局、安监局、公安分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定期（月、季）对于农民工问题出现较多的领域进行联合检查，对于检查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处理，提高农民工维权工作的持续性、有效性。
2、加大宣传，提高维权中心在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中的知名度和认同度。依托各级劳动保障平台，加大对我区农民工维权中心的宣传，不断改进和完善农民工维权工作制度和办理流程，积极采取多种惠民、便民的服务措施，创新工作思路，以实际行动让需要维权的弱势群体知晓和信任农民工维权中心，真正把“法治惠民”落到实处。
3、广泛宣传，提高农民工的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在农民工集中的行业或地区，积极组织农民工法律宣传活动，同时，积极与各级劳动保障平台沟通，及时掌握农民工的情况，利用手机短信、公告牌、宣传栏等方式不定期普及法律知识，可以制作连环画将劳动法律法规以故事的方式进行宣讲，将艰涩的法律条文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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